留学后回国的利弊 对一个真实梦境的解读

本文作者 黄有光 马来西亚华裔，知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当年曾经提出“一妻多夫”方案，来解决人口问题。

既然是一个梦，就不是真实发生的。这里的‘真实’，是指这个梦是我真正今天清晨闹钟响前做的梦，不是我杜撰的。其次，这个梦的情景是可能真实发生的。

这个梦有两个情景，地点相隔万里。第一个在墨尔本，我和几位中国留学生或访问学者在饭桌上讨论留学后回国工作的利弊。其中一位就是刚刚完成博士学位，马上要回中国工作的。我很支持这个回去的决定，我说，‘只要中国采用正确的鼓励留学生回国的优惠政策，回归应该是互惠互利的’。另外一位说， ‘回去一个两千万人口的密集城市, 生活很难改善’。[其实，这个认为人多不好的观点是错误的看法。试想，为何绝大多数人偏好大城市而不是小城镇，更不是乡村呢？详见拙作：《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复旦大学出版社）第1.2，1.3节、附录A。]

第二个情景是在东欧一个国家，一位留学英国或美国后，刚刚回来，家里正在替他洗尘的晚宴。不知为何我也在晚宴中。吃完后还连同几位主角拍照。最后我留下我的电邮地址，希望以后知道他回国工作后的情况，心中想是否可以证实我在第一个情景中说的观点。

根据我知道的前学生回归与没有回归的不同情形的比较，我认为整体而言，应该是回归者的情形会更加好。若然，可能有些读者会问，那么，为何黄有光自己没有回归呢？

其实，我不是从中国出去的，我是在马来亚（后来成立的马来西亚的主要成员）出生长大的。当时，马来亚包括马来联邦与新加坡（当时叫星州或星加坡），我在马来联邦的吉打州出生，在槟城州长大与读书，中学毕业后到新加坡的南洋大学（唯一在包括港澳台的中国以外以华语为教学与行政媒介语的大学）读本科经济学。本科后才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读博。我读完博士后，也是想回星马（星加坡与马来联邦的简称）。最先申请职位（讲师）的大学是母校南洋大学。没有拿到职位后，才申请西方的大学。

关于我没有获得南大的聘请的原因，后来我听到两个不同的说法。一个是说我学生时代搞左派学生运动搞得很厉害；一个是说我在国际第一流学术期刊发表了太多文章。当时，没有任何经济系的老师曾经在经济学顶五期刊发文章，而我在本科生时，就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条件下，单独在顶五之一的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了文章，博士时期也陆续有发表，回到南大会让教授们相形失色。我不知道真实情形是哪个原因。因此，当我在教授福祉经济学，讨论到brain drain(人才流失)时，我对学生们说，我不是brain drain的一个例子，因为我是被推掉的，不是流掉的。

我在澳大利亚的大学工作后，曾经拿学习假期与无薪假期，‘半回归’到星马、港澳台与中国大陆的多家大学（包括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澳门大学、台大、北大、复旦、暨南大学、西安交大、华中科技大学等）做过多次数星期、数月、甚至超过一年的教学访问。另外，我以前主要在中国香港与新加坡，后来与现在主要在中国内地发表的中文媒体评论文章，比我在海外的英文媒体文章多很多倍。我能够顺利融入西方英语社会，但我也没有忘记提供我文化乳汁的东方华人社会。

留学海外的人士，如果能够回到祖国工作，多数能够提供一些其他人未必能够提供的知识与看法，自己也多数有更大的发展平台；还有，语言、饮食习惯、亲戚朋友等因素，也多数会使海归比留在海外更加快乐。不过，另外一方面，如果有些留学者，认为海外的工作或生活环境更加适合自己的研究或偏好，选择留在海外工作与生活，只要没有为非作歹，工作有所贡献，自己也能够快乐，也是可以接受的选项。

随着中国在经济与其他方面的继续发展与改善，包括对新冠疫情的更加有效的控制，今后留学者会越来越认为回归是更加优越的选项。另外一方面，随着中国大学水平的提高、新冠疫情的影响等因素，留学海外的人数，可能会大量下降。

2021年9月26日于墨尔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