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

外祖母18岁时生下我母亲。母亲8岁时，外祖父得肺炎病死了，留下母亲和一对弟妹。后来，外祖母和继外祖父结婚，又生了两个女儿。同母异父的五个兄弟姐妹中母亲排行老大，俗话说：“长兄为父，长女如母。”也就说母亲要承担起扶持母亲，照顾弟妹的责任。听母亲说，她小时候帮外祖母卖过红枣汤，到富裕人家里擦过地板，替外祖母去借大米。当母亲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时，她就一个人默默发呆，所以，外祖母称她“木头”。

母亲二十岁刚出头时，在工厂当车床工学徒，按照图纸和工艺的要求，用车床对旋转的零件进行加工。为了产品的精准，一般是不允许戴手套操作的，所以，母亲的双手被车床旋转时飞溅出来温度高达400至600度的金属沫子灼伤得斑斑点点，像雀斑长在手背上。一次，加工的零件不小心从手中滑落，砸到了她左脚的大脚趾上，脚趾头从此变黑色。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黑色渐渐变小，但始终没完全消失。不过，她这次意外和同车间一位女工相比，就算不了什么了。那位女工因忘戴安全帽，长长的辫子卷进了飞速旋转的车床里，头皮立刻被掀掉。虽然车床工劳动强度大，有一定风险，但母亲依然表现出色，年年被评为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新长征突击手。

母亲二十二岁那年，在上海四方锅炉厂学习机械专业，她认识了比自己大两岁的技校老师——我的父亲。母亲当时家里五个姐弟睡在一张床上，拥挤而杂乱。父亲第一次带母亲去家里见长辈时，母亲就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傻了眼：双开间的石库门房，前楼朝南采光好，后楼通风，还有双亭子间，前客堂，二层阁，三层阁，晒台，房间很多且宽敞又明亮。家里还有个浙江阿姨，是父亲小时候的奶妈，帮助料理家务的。父母相识一年多就结婚了。第二年，24岁本命年的母亲生下了我。又过了一年多，我有了个弟弟。

我记事起，就觉得母亲对弟弟特别关心和照顾。如果要说她重男轻女，她一定不肯承认的。可她做的每件事又不得不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平时我和弟弟玩什么玩具，吃什么点心，母亲总让弟弟先选，水果也挑大的，好的给弟弟，轮到扫地，洗碗，她总是叫我。我觉得很委屈，母亲不公平。母亲却说，做姐姐的应该谦让弟弟。母亲自己是做大姐的，不知她是怎么谦让弟妹的，她的谦让是发自内心，心甘情愿的吗？母亲还给我讲“孔融让梨”的故事，说孔融四岁就懂得让梨给哥哥吃。也许孔融根本就不缺梨吃，或着他根本不喜欢吃梨。

当我不愿意谦让时，母亲会骂我、甚至打我，我是迫不得才谦让的。我的内心在呐喊：为什么要我谦让？给个合情合理的理由吧！如果说谁学习成绩好，家务劳动好，听大人话守规矩，做的好的优先也就罢了；或者姐弟俩轮流来选择，轮流做家务也算是一种说法。可母亲从不考虑我的感受，她简单粗暴的剥夺我的话语权，让我无条件谦让。辛亏母亲三班轮流倒的工作制，她又在我十岁那年到四川自贡去之内，所以，绝大部分带我的是爷爷娘娘，而爷爷娘娘不仅从不重男轻女，还特别喜欢我，待我非常好。

同一个家庭中的两个孩子，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一个被不断地强迫谦让，另一个却理所当然地享受，家长这样做肯定不对，也造成了我成年后，对不公平的事深恶痛绝，强烈抗议，不断争斗；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会充满敌意，脾气暴躁，情绪不稳定。这和童年经历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如果一个孩子在平等、健康、温馨环境中长大，一定是乐观温和，积极向上的。

母亲的偏心也是挑起我和弟弟矛盾的原因之一。在我们家房屋拆迁时，弟弟一声不吭把该我的份额占为己有，而母亲却认为我应该谦让给弟弟，这一次我决不再服从。因为姐弟俩吃亏的总是我，久而久之，我心里有怨气，会怪罪弟弟，有机会就想戏弄他。记得小时候，我把固本肥皂切成小块，用彩色玻璃糖纸包起来给弟弟，这个“馋老呸”真的以为是糖果，迅速塞进嘴里。当他发现味道不对时，我已逃之夭夭。他来追我，脚绊了一下摔倒了，嘴里流出了血，一个门牙被磕了下来，结果我被母亲一顿毒打，像《红色娘子军》里那“打不死就跑”的吴清华，遍体鳞伤。邻居们撩起我的衣服，看到满身的青紫，都摇头感叹：“作孽呀！打贼骨头也不过如此。”

看完三口百惠主演的电视连续剧《血疑》，我不由得怀疑自己是不是母亲亲生的，有没有可能出生时抱错了？我拿着母亲的照片，反复对照镜中的自己。其实打小孩不算什么稀奇的事，而我母亲打我下手狠辣，毫不留情，打完后丝毫不后悔，不内疚，不心疼。她的出发点不是管教和爱护孩子，而是恃强凌弱，发泄愤怒。每次母亲打我，我是极不服气的，即使我真的做错。所以，当母亲打我时，我既不哭也不认错，任她劈头盖脸的狂打。母亲常用的打人工具是扫帚柄、拖把柄，鸡毛掸，如意藤拍。不知打断过多少根了，好几次自己家的打坏了还来不及买新的，就拿邻居家的来打。好几次，祖父母在一旁实在看不下去，一再劝我认错，我却紧闭嘴唇，宁死不屈，直到母亲筋疲力尽。可母亲从未打过弟弟。其实母亲根本不是因为我是姐姐要我谦让，而是因为我不是儿子。

偶尔我生病了，才感受到被人照顾关心，有人端水送饭，有糖粥喝，炖蛋吃，还有皮蛋、肉松，简直成了公主。临睡前，遇到母亲心情好，她会讲故事或唱首歌。有首歌这样唱道：“金瓶似的小山，山上虽然没有寺，美丽的风景已够我留恋。明镜似的西海，海中虽然没有龙，碧绿的海水已够我喜欢……”我真希望自己可以经常感冒、发烧，可我身体实在太好了。

我只有在电影和小说里看到母女情深的感人情节，生活中却感受不到。所以，不管我在社会上受到委屈也好，遇到困难也罢，从不向母亲倾诉。记忆中，母亲从未因为我考试成绩好或得了奖状而表扬和鼓励我，即使我成了演员，她能在电视里看到我演的电视剧，她也没流露丝毫自豪和骄傲。上学时，其他同学的家长们总在老师批评他们孩子时极力包庇、袒护、掩盖、解释。而我母亲在我班主任面前不停数落我的种种不是，让我尴尬的无地自容，我真心不希望她去开家长会，也不希望老师家访时遇到母亲。

我和一个老同学讨论过这样一个话题：如果一个小孩杀了人躲在家里，警察找上门来，作为母亲会是什么反应？老同学说他母亲会毫不犹豫把他藏起来，不让警察把他抓走，或干脆替他顶罪。我想我母亲会当机立断把我交给警察的。

我初潮什么时候来的，恐怕母亲也不知道；我结婚时，母亲没给一分钱的礼物和祝福，反而把阿姨、舅舅们送的红包悄悄收下没告诉我。我怀孕时该注意什么，她也从未提醒我；我生孩子时她也没来照顾我。只在我孩子断奶时帮我带了三天。我的事业、生活、健康，她从不关心。我移民加拿大后，她更是不闻不问。也从不想念外孙，更不说过年过节给外孙礼物和红包了。到是我反过来把结婚时买的项链，手链都给她了。母亲的冷漠无情和铁石心肠让人伤心。每次都是我主动热情微信她，问寒问暖，我完全是“热面孔贴她冷屁股”。我曾经寻问母亲我的出生时辰，她想了半天说不记得了。世上有哪个女人会不记得自己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间。可见我母亲对我轻视、疏忽的程度。

尽管母亲这样对我，可我还是每次回国请她吃饭，把她带到家里住上一段时间，给她买衣服，买鞋，买行李箱，买她爱吃的零食；陪她走访好几个三十多年前的老邻居；当母亲和弟弟关系紧张时，我安排她去杭州表哥家散心；她八十岁大寿那年， 我找了个老年人可参加的旅游团，又带母亲去医院体检，终于实现了母亲想坐一次飞机，出一次国的梦想，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游玩。

小时候，每年春节大年初三，是我们去给继外公、外婆拜年的日子。这天，我和弟弟都会穿上新衣服，新裤子，新鞋子，母亲带着我们去虹口区新建路上的外婆家吃饭。坐19路公交车大约需要40多分钟。我家住静安区新闸路，在石门二路和成都路之间，离石门二路近些。从石门二路站上车，车票是七分，从成都路站上车，车票只需四分，两个小孩买一张票就行了。母亲为了省三分钱，常常会带我们多走几步路到成都路站上车，她自己骑自行车。她先把我和弟弟送上公交车，给我们买好车票，告诉售票员到什么站下车，她就匆匆骑上自行车走了。虽然公交车每站都会停，但车速总比自行车快。可每次母亲总能在公交车到达之前出现。有时，母亲也骑自行车带我们俩，弟弟坐前面的横杆上，我坐在后面的货架上，有红绿灯的路口，她就让我们下来走。有一次，自行车骑到路口还没等我们下车，就被躲在一堵墙后面的警察叔叔拦下来并罚了款，母亲为此懊恼了半天。

父亲并不是每年和我们一起去拜年的，一来是因为外婆家的后客堂又小又暗，加上阿姨、姨夫、舅舅、舅妈全到齐的话，房间里根本挤不进去的，只能站在弄堂里。其次，母亲是广东人，父亲是浙江人，母亲和继外公、外婆、阿姨、舅舅全程广东话交流，父亲一句听不懂，更别说插上嘴了。我也听不懂广东话，但年初三去拜年，外婆、阿姨、舅舅都会发红包给我们，还有外祖母烧的一桌色香味俱全的鸡鸭鱼肉，我欢天喜地，心满意足。

母亲是在我小学三年级被分配到四川自贡去支内的。她响应国家“好人好马好设备”的号召，支援三线建设。被选上的人必须有好身体、好思想、好技术，这是完成党和人民托付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当时来家里动员母亲去支内的是四方锅炉厂的党支部书记王明，还有车间主任和妇联干部，他们两三个月里轮番来我们家进行游说，一坐就是大半天。我看到他们坐在沙发上对着母亲不停地讲啊劝啊，母亲总是面无表情地踩着缝纫机，一声不吭。看样子，母亲是不愿去。毕竟我和弟弟年纪尚小，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年纪又大了，都需要她照顾。记得有一天，那领导唠叨了半天不见母亲有丝毫反应，便转过身来摸我头，问我：“你妈妈要去完成党和毛主席交给她的光荣任务，你支持你妈妈去吗？”我不假思索的回答：“我要和妈妈一起去。”他笑了笑，说：“你还小，你妈妈先去，等你长大了再去。”我看着那位领导，琢磨着他话里的意思，那位领导马上夸我，说我的眼睛会说话，他看出我是支持母亲的。

胳膊哪能拧得过大腿，最后，母亲被列在去支内的名单里。那年元旦，火车发出一声尖锐的长鸣，车身慢慢启动。我们在站台上和母亲挥手告别，目送火车带着母亲呼啸离去。我不知道母亲究竟去了多远的地方，母亲在来信中说她坐了四天四夜的火车，才到达目的地。

母亲在四川自贡一呆就是7年半，每逢春节才有20天的探亲假期回上海。刨去火车一来一去路上的8天，一年365天，她只有12天和家人在一起。这七年多来，母亲在上海的日子加起来也不超过一百天。

母亲每年回上海，便忙着拆被褥，洗窗帘、掸灰尘，擦窗，拖地板，还赶着做我和弟弟的新棉袄。我每年新年都能穿上母亲做的新衣裳。记得母亲曾用一块浅绿色和桔色花纹的布给我做过一条当时非常流行的百褶裙，她用线把一个一个褶上下固定，再用熨斗烫平整。听母亲说她在自贡也经常帮同事们做衣服，改衣服，很受大家欢迎。

面对繁琐的家务，母亲从不吭一声，看着她忙里忙外，我也想帮帮母亲。可我能搭上手的活也就是和母亲一起拧被单。我们各自拽着床单的两个角，对折起来，床单便成了窄窄的长条，我俩朝着相反方向用力旋转，像拧一根长长的麻花，床单里的水哗哗地流到了地上。床单晾干后，母亲再一针一线把被子缝起来。看到高高叠起的一床床被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家是开旅馆的呢。

和母亲一起干活的过程中，母亲会和我讲一些往事。记得最清楚的是她讲动乱时期的某一天，母亲正拎着一壶开水准备灌到热水瓶里，一群红卫兵突然闯进家里抄家，母亲担心结婚戒指被没收，便急中生智悄悄脱下戒指扔进了热水瓶里，一边观察周围的动静一边灌着热水，她紧张得差一点把热水浇到自己的脚背上。家里经过好几次抄家，父亲的唱片都砸碎了；所有领带都扎成拖把，祖父的长衫都改成被面，祖母的旗袍都改成短衫，只有母亲的结婚戒指保住了。

母亲回上海探亲的时间虽然短暂，可我跟母亲之间并不十分亲热和依依不舍，母亲离开，我也并不特别伤心和思念。是因为祖父母已经给了我所需要的一切，我不缺什么；还是因为有同学邻居做玩伴，并不觉得孤单。我也没想过母亲在那里生活是否习惯，一个人在那么远的地方是否想念亲人，有没有人欺负她？有时父亲给母亲写信，我会顺便写上几个字，夹在父亲的信里一起寄出。母亲回信并不多，但她时不时会托人捎些当地的特产来：什么贡桔、花生、天麻、当归、黄芪之类的，还有竹编的篮子和泡菜坛等等。印象最深的是母亲曾寄来两支外型像热水瓶一样的钢笔，我选了橙色的，弟弟拿了蓝色的，我爱不释手。母亲是因为父亲病危才被调回上海的。她一个人竟然带回了十七件没有油漆过的家具。母亲说当地木材和做工都很便宜，便让木匠做了大衣柜、书柜、五斗橱、折叠躺椅、凳子和椅子。这些家具运到上海家里后一直没油漆，却使用了很久。

父亲去世十年后，经阿宝表叔牵线搭桥，母亲认识了何先生。何先生祖籍浙江人，原本在香港做厨师，退休后移居上海。他比母亲年年长11岁，为人和善，老实厚道。因为他持香港护照，和内地人结婚需要办理很多文件和大量手续，相当麻烦。而母亲对结婚证书并不十分介意。就这样，他们相伴在一起。何先生生前以母亲的名义在莘庄莘松四村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老俩口子日子过得很安逸。何先生曾经是烧过很多人饭菜的专业大厨，给母亲做菜对他来说小菜一碟。所以“买汰烧”的重任自然就落到了他老人家的头上，母亲也就理所当然地吃起了现成饭。每逢过年过节，何先生会准备一桌子的菜款待母亲的家人，外婆，阿姨、舅舅、舅妈、姨父和我，都尝过何先生的手艺，确实是大厨级别的。

母亲因为不用做饭，因此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她打羽毛球、跳交谊舞、打太极拳、搓麻将，她还担任居委会的治安员，每周有一次值班。而何先生没什么特别的爱好，也不善结交朋友，下午又习惯午睡。母亲出门，就把何先生一个人留在家里。有几次我打电话去，都是何先生接的，言语中流露出孤独，无奈，寂寞的感觉。我劝母亲在家多陪陪何先生，可母亲好动不好静，在家待不住。

母亲承认何先生对她非常不错，她说自己对何先生也不错的。有一回，何先生肚子疼，吃不下饭，怀疑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活不了多久了，于是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何先生趁人不备，偷偷喝下了早已准备好的外用药水，所幸被母亲及时发现，把何先生送到医院抢救。其实，何先生得的是急性胆囊炎，手术很顺利。何先生在医院住了十一天，都是母亲照顾他的。出院那天，何先生感动地说是母亲给了他第二次生命。虽说母亲对何先生也尽到了责，可我总觉得母亲对何先生不够在意。在一次和母亲聊天中我问她，在所有的亲戚朋友中最在乎的人是谁？她说她最在乎继外祖父和外祖母，因为他们对她最好。也许是艰难的日子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吧。母亲对继外公，外婆一直很孝顺，有什么好吃的都会想到他们；我爷爷娘娘夏天去杭州避暑，母亲会把继外公接过来小住。和继外公、外婆在一起，母亲最放松，最没戒心，无话不谈。我小时候常常看到母亲像只快乐的小鸟一样和继外公、外婆话说个不停。母亲是我看到为数不多对父母的关怀体贴远远超过对儿女关注爱护的人。

何先生和母亲共同生活了十九年，他去世时八十六岁。之后，母亲又开始一个人的生活。她把家里电话注销，手机不充电，不开机，不随身带，要联系她十分困难，问侯她一次，电话要打到居委会让人转达。

我弟弟的三房一厅有一间房是留给母亲住的，但他们的生活习惯不同，吃饭睡觉有时间差异，母亲感到不习惯，也不自由。而且住在一起时，弟弟会说一些让母亲不舒服的话，类似“侬嫁到叶家门到底学会了啥？”让母亲心生不快，闷闷不乐。但不管怎样，弟弟需要帮忙时，母亲都会毫不犹豫，心甘情愿的去帮他。

母亲喜欢在自己莘庄的家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一段时间过后，她家里东西不仅没变少，反而越变越多，该扔的不扔，不该要的使劲往家里搬，空间越来越小，最后连房门也开不直。我想我再也不能把过时的旧衣服给母亲了。弟弟有一次请朋友去搬一张床，都不好意思让朋友进门。结果自己硬撑把床抬出来，腰因此受到拉伤。

令人费解的是母亲每个月的水电煤账单几乎为零。原来，白天她在隔壁邻居家帮忙照顾一对八十多岁的南京老夫妇，中饭，晚饭都在邻居家吃。晚上回到家也不开灯，用只手电筒东晃晃，西照照。她洗澡也不不用淋浴，更不用盆浴，常常用一块冷水毛巾把全身擦一遍，从来也不用沐浴露。她把洗衣机里洗完衣服的水倒在大大小小的盆里，再用来拖地，冲马桶。过度节俭几乎到了吝啬的地步。其实，她每月有好几千的退休金，应付日常生活搓搓有余，可她舍不得花，总说将来老了，生病了需要钱花怎么办。只好随她的意，就当她是个节约资源，减少污染，保护环境的“低碳老太”吧！

看到周围的同学和朋友三天两头为父母亲跑医院的跑医院、跑养老院的跑养老院，还有些父母亲都先后过世，我庆幸母亲身体仍然健康，每年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母亲的健康也是做小辈的福气。

自从上海七十岁老人可以免费乘坐公交地铁以后，母亲的出行次数明显增多：上海动物园、上海植物园、浦东世纪公园、佘山欢乐谷、南汇滴水湖、古镇邵家楼、枫泾……跑得不亦乐乎。每年还有两次退休工人聚会（人多的时候有七十多人参加），大家在茶馆或饭店吃喝聊天。居委会每年也组织退休工人春游，母亲很享受这样的集体活动。有句话说得好：年少享福不算福,老来有福真幸福。母亲可算有福之人了。

何先生去世两年后，听母亲说起同小区、同属相、比她大一轮的胡老伯。胡老伯退休之前是船员，五大洋去过三大洋，还会讲几句英文。七十二岁时退休，老伴死于癌症，五个子女都成家立业了。他经常跟母亲讲述船上的奇闻异事，让母亲顿生崇拜仰慕之情。母亲称赞胡老伯“肚皮里有货色”。我问母亲：“假设时光倒流五十年，让你重新在父亲，何先生，胡老伯三个男人中选择，你会选谁？”母亲想了想说，胡老伯。

胡老伯老家是宁波镇海，1972年，胡老伯在家乡盖了一栋三上三下的房子，院子里种了很多棵梅子树。每年梅雨季节，胡老伯要去宁波摘梅子，自制梅子酒、梅子醋、梅子酱。后来母亲跟着胡老伯连续三年的春季都去宁波待上六个月，直到秋季才回上海。俩人一起摘梅子，自制梅子酒、梅子醋、梅子酱，也算度过了一段最美夕阳红。

母亲她老人家个性活泼、开朗、节俭、倔强，她不苛求，不挑剔，不讲究，知足常乐。作为她女儿，尽管做的不够完美，但我也在尽力。希望她老人家平安，健康，长寿，快乐，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