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眼中的改革开放三十年 

[size=4]随着公元前6000年以后天文现象相对于地球的稳定，中华系人类受益于地球生态的日渐良好，人口繁衍也突飞猛进起来了。 人口增加势必引发资源矛盾，而共工集团遗留的邪恶价值观已潜伏在人们的思想深处，一俟条件具备，必然激发分离冲突。炎帝、黄帝等陆续被边缘在西北贫瘠恶劣之地的族群对此深有感触，所以他们反攻中原后非常重视团结和凝聚，有效消除着人们的造族造群恶习。 黄帝族群出自中华系，但因被长期边缘化在西北地区，故在返回中原时被视为外寇敌视，反抗持续不断，因此黄帝政权统一中华初期，镇压亦是非常残酷。中原各部落对黄帝从制度上的控制和严厉镇反手段感到极其不满，归化的炎帝和蚩尤等中原系部落开始聚众谋反。 反抗被黄帝彻底剿灭后，将抓获的蚩尤族群领袖人皮剥下，挂在墙上 ，用弓箭当靶射，将头发悬于城门上，称之“蚩尤之旌”，挖出蚩尤的胃，吹进气当球踢，待蚩尤的骨肉腐烂 后，投到海里去。中原各族群看到蚩尤族群领袖们的惨死非常惊恐，即开始陆续向四方远遁的失败者们投奔，黄帝政权即不得不开始施行安抚宽厚政策，对幸存的蚩尤及炎帝等各族群领袖家族示好宽待，这才将大部分族群挽留并感召回来。 黄帝政权在执政过程中，陆续将亲、近之族属，有计划地分封到中华周边适宜生存之地，既是做为屏藩，也是从远期战略上，致使逃亡者们因缺乏基本稳定的生存条件而难以壮大、难以为患。这样，从黄帝时起，包括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东到老爷岭（锡霍特山脉）、黑龙江流域的原始森林，北到蒙古大沙漠的贫瘠地带，西到西域沙漠和青藏高原，南到海边，全部由黄帝历代政权的亲眷之族戊守繁衍下来。外逃者们开始被这些地域排斥、打击，只能向东经库页岛（萨哈林岛）躲藏到日本列岛；或者北逃到外兴安岭、贝加尔湖、通古斯及西伯利亚等地带；或者西逃至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青藏高原，甚至中、西亚和亚欧边缘；再或者南逃至台湾、海南及南洋诸岛。 其中一部分逃往青藏高原的炎帝和蚩尤余部聚合在一起，形成了“羌”群体，“羌”字即不忘祖宗炎帝姜氏和蚩尤氏之意，后来西羌慢慢演变为藏人主体。一部分中华风姓方母系部落（周称方夷）后裔与中华风姓畎母系部落（周称畎夷）后裔远逃西域一带，逐渐与流荡在亚欧边缘和往返于中西亚的各族群融合成西域各族群。一部分中华风姓黄母系部落（周称黄夷）的猃狁族群，和中华风姓凤母系部落（周称凤夷）的鞑靼族群逃往蒙古高原，后来与夏桀家族及随其出逃的中华风姓于母系部落（周称于夷）荤粥族群，以及当地鬼方族群（出自中华风姓凤母系）聚合为匈奴族群。 被中华主流社会边缘在边陲的姬周家族进取中原后，面临的局面与黄帝初期一样，有很多族群都不容它。周政权的镇压举措也与黄帝时期类似，但明显周室的武力尚不足以荡平周边，也许是周边游荡的各边缘族群太强大了，周王朝防守尚可，进攻并无持久力度。 周王朝忒擅长篡改历史和真相，所以它说商纣如何如何暴虐无道只能做戏言听，总之目的不外是告诉大家周朝乃拨乱反正的黎民救星。不过却有不少族群随商王室跑到了中国东北方向，不少被周王室迫害打压的族群也陆续投奔过去，慢慢即形成了一个以游牧、抢劫为生的东胡群体。 气候适宜且肥沃的土地非东胡人所能拥有，况且固定下来农耕的结果，不是被东南方面的世袭部落征伐劫掠，就是被西南方面的周家王朝赶尽杀绝，或者被西方的世仇——夏后裔匈奴人清算打击。因此，为了生存，东胡人只能在大后方搞些农耕和其它生产活动，在前方则灵活机动地骑兵出击，既能极大丰富自己、还可有效打击敌人。 “东胡”是一个贬称，所以东胡人自己不会这么称呼，将“东夷”变身为“东胡”这绝对出自周室的文化战略诡计，有意掩盖了东胡的渊源与历史，以便将被颠覆者中不屈服的，永远封闭边缘在蛮荒蒙昧境地。看来，诺亚家族传染进来的邪恶价值认知体系，确实在中华文明中有了开花结果的迹象。 有周以来，东胡始终是东北方向的一个强大边患，秦末时，东胡已号称“拥控弦之士十余万”，对中原和匈奴构成了强大的武力威胁。汉以降，东胡却突然遭受到不可思议的军事歼灭，从而亡国败业，幸存者成为了匈奴的世袭种族奴隶。对于这一重大历史性军事事件，各史料在记载上时间不一、故布迷阵，但内容均大同小异且互为补充。 归纳起来，应为匈奴冒顿时期，东胡鄂尔勒大汗趁匈奴西被大月氏骚扰，南被中原王朝打击，内乱未止的情况下（冒顿杀父夺位），开始频频对匈奴施展“智慧强权”攻势，以一再从多方突破其核心利益的方式试探匈奴高层的战略意志、战略智慧、战略实力和忍耐底限；当然东胡也不怕匈奴被激怒，愤怒了就打呗！东胡巴不得匈奴人躁动出击后来个全盘歼灭呢，而且还有了一个很好的抵抗流氓政权、撕毁和平协约、并进而将匈奴全民资产掠为己有，将匈奴整体征服为世袭种族奴隶的合理借口。 而冒顿则是要宝马不给送骡，要美女毫不耽搁，似乎是内乱加苟且为王之心完全崩溃了抵抗意志及智慧，甘愿做起东胡人设在匈奴的买办代理来了。此状态令野心勃勃的东胡高层信心倍增，他们追求的是以最低代价换取族群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与天敌加世仇的匈奴人交朋结友。眼看现在的匈奴人从内政管理、军事建设、到士气意志，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时不我待！到了全力出击、奇袭匈奴人的时候了！况且换了匈奴人掌握主动时也会如此，这本是大家早已共识的普世价值。 东胡人在出动全军开始奇袭匈奴这个强悍的对手之前，也做了周密的战略推演和谋划。长期世代的军事生活锤炼，使东胡人皆为优秀的战士，高层也不乏高超的战略谋划家和战术指挥家，他们依据以往与匈奴战斗皆完胜的历史经验，也预计了匈奴或许会示弱惑敌，所以才决定全军出动。这样的话，进可以干净利落地一役消灭敌人，退一步说，纵使出了意外，也足可以凭借强大战斗数量和质量来扭转乾坤。 没想到战场上的意外远远超出了东胡人的想象，他们可以料想到伏击，但不会料想到中原军队竟然与匈奴人联手了，而且还赶尽杀绝，完全违背了中原人以夷制夷、抑强耗弱、渔翁得利的原则。东胡人落得全军覆没，最后仅逃出两支人马，其他不甘为奴的部族及战士均被杀戮。从此这从东到西的广大北方地域，主人唯有匈奴了，对于冒顿来说，这个战略胜利的意义太远大了。 东胡这段历史的史料研究起来总是让人迷惑不解，大有进入史料迷宫的感觉，进入了即很难出来，出来了也很难贯穿到一起。其实，只要抛却故布的迷障，从主体脉络看就一目了然了：东胡只有一个——能让一个族群彻底崩亡的战争也只能是一次——匈奴要击溃并一役彻底消灭更凶悍的东胡必须要有强大的外援，而他当时有可能联合的强大“邻国”只有中原（古代突厥波斯文撰写的蒙古族丛书《蒙古诸王朝史纲》一书中，记载了此役冒顿确与常被侵扰的邻国联合）——根据中国历代“革命”起家的王朝均要大肆痛揭前朝疮疤的习惯，秦朝若是走了这步贻害后人的战略臭棋，必会被汉朝载入史册了——假如是周代发生的，那么对于这等损害汉朝且遗患无数代的事，也必口诛笔伐——所以，这事是汉朝发生的，而且根据综合因素看，只能是战略意识尚停留在街头饭馆茶肆状态的刘邦所为。 刘邦出身寒微，而他的境界、品行、学识、智慧和价值取向也与之非常搭配，唯两项不匹配的就是悟性和命运，刘邦的悟性极高，命运更是异于常人。其在创业后守业的复杂艰险过程中，以及于此同时跻身在高级人才的氛围熏陶下，确实因为天资过人而逐渐养成为高明的政治家，可战略家的称号始终与其无缘，尤其是创业之初，他的相关糗事车载斗量、俯拾皆是。 刘邦对周边外族群本该行抑强耗弱、分化瓦解、围困堵截、渐致两败俱伤之“智慧强权”（希拉里跟克林顿刚总结出的政治名词）战略，当大国积弱崩解为小国后，长期的边缘化即会令小国民众渐生小国寡民之志，这时即可或吞并、或融合、或纳为宗属国，长治久安即自然达成，且永无后患。当然，国家远期战略百年为最短（一个城市的规划还要以百年为参照呢），千年也不算长；但无论如何决不能行养虎吞狼之策。 很多人会不以为然，认为刘邦是皇帝，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做了就做了，皇帝的行为就是标准，怕啥？这么理解就错了，要知道，刘邦这拨人都是很有人生追求的，他们从社会权利金字塔的底层舍命着一步步打拼到金字塔的顶端，这充分证明了他们人生理想的层次定位还是很高的。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论，当刘邦们饥寒交迫时，他们觉得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就是能及时吃上饱饭，外加有房睡、有衣穿；饱暖之余，再有个女人睡一下。当刘邦们的上述生活安定以后，他们又开始思谋着如何能让外界的伦理和规则等来保障这些了。刘邦们的基本生理需求完全得到可持续的保障后，即开始进入小资状态了，他们呼唤情调人生，追求内心体验，喜欢有品质的物质生活，渴望得到全方位且丰富多彩的性交往，于此同时还希望自身的相关隐私得到保护。随着刘邦们在社会权利金字塔上突破中层，他们日渐感到被尊重的必要，有些人依靠制度和道德伦理的相关保障，有些人靠金钱购买，有些人靠各类艺妓、主持人等各种名目的纵体入怀；当一双双因恐惧下岗、开除而吃不饱饭的眼光偷窥你时，当品牌商品销售小姐贪婪放荡的目光盯上你时，当一贯道貌岸然、高不可攀的名女人们以你为篮筐弹跳入怀后娇喘连连、风情万种时，当簇拥者皆咧嘴傻笑、求见者皆半屁而坐时，刘邦们觉得又找到了尊严。随着在社会权利金字塔日渐占据塔尖，或紧密拥挤在以塔尖为核心的周围时，刘邦们觉得目前所拥有的一切太平常了；“酒醉鞭名马”（出自郁达夫《钓台的春昼》）之后，再矜持高傲外表掩饰下的，也不过就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胯下玩物，令人腻味；处于半神状态的刘邦们迫切需要实现自我了，也就是需要大众狂热地崇拜以满足自身伟大的虚荣心了。当刘邦们有闲时驾着七色祥云而来，忽而驻足仰望星空，忽而颔首为勤劳敦厚、胆识兼具、本可在程序正义下有车有房过中产生活，却因故仍三十年如一日，被苦苦挣扎在“吃饱饭”奋斗线下的黎民苦役们泪水涟涟时，台下的粉丝兼铁丝们频频昏倒，就连满天神佛都一边崇拜着，一边看傻了眼。 已攀升到如此高度的刘邦和其高层僚属们简直太需要面子了，那种养虎吞狼的重大战略错误，不仅会让汉朝人颜面无存，更会被后世人耻笑得打跌。因此，篡改历史汉朝不是第一个，也非最后一个，这既是维护刘邦面子的需要，也是维护那些精英们能力光环的需要，好在当时媒介不发达，民智也蒙昧异常，也就是劳累几个文奴才、修书匠了。这也是刘邦等人急着彻底搞定匈奴的原因，可惜冒顿太诡诈，白登之围让刘邦不仅未雪耻，反而更将和亲和“岁以千金”沦为常例。 东胡溃亡后，逃生出来的两支人马为鄂尔勒大汗的幺子乞颜部和鄂尔勒大汗的弟弟那古斯部，他们逃到了大兴安岭西麓、额尔古纳河畔一带远遁生息下来。经过四百年左右的休养生息，乞颜部发展壮大为尼鲁温蒙古（蒙古又称“萌古”，即告诫后代莫忘自身的根系是人类最古老的家族），因住鲜卑山，故中原称为“鲜卑”。那古斯部发展那壮大为迭尔勒斤蒙古，因住乌桓山，故中原称之为“乌桓”。 在强汉的连续打击、压迫，有效分化瓦解战略下，匈奴逐渐崩溃为南、北二部，北匈奴后来远逃东欧，南匈奴4万人归附汉化于河套地区。而以前被匈奴掳掠奴役的原东胡各族群纷纷回归乌桓和鲜卑，归附鲜卑的居多，所以一时间鲜卑势力大盛。公元216年，曹操将南匈奴分成五部，分别安置在陕西、山西、河北一带，匈奴单于王朝终结。当其时，周边各民族纷纷涌入中原，其中以匈奴人数最多，史称“关中人口百余万，戎狄居半，匈汉杂居”。 器官移植后最怕的不是排斥反应，而是宿主宏观调节能力的崩溃。同样，民族的归化必须从战略上以最终融合为目的，而不是一再假惺惺地彰显族群个性。个性的张扬必须要利于背景，也必须走向大融合后最终基于整体外延出来的个性伸张，否则即是动乱之源、祸害之本；培养出来的必是无视存在环境的文化个性，和激化族群对立、引发世仇残杀的“民族自治”。这有悖和平共融的初衷，出卖了各族平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成全的只是利用族群问题成就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野心家，和捍卫不当利益拥有状态的世袭族群贵族。所以，民族问题开篇必须明确，所有措施就是为走向民族共融和归化服务，目的就是大众的团结安定，这是制度的基本责任，也是大众的根本利益。凡是有悖的必须及时改正或制止，故意一再破禁的即必须严惩。将病菌瘟疫果断彻底扼杀在摇篮中，远比让它遗患人间要人道和高明得多；对恐怖果实和对恐怖种子的铲除，在捍卫人类和平的性质上相同，在惩前毖后的效果上却极大不同。 汉末以来中原对各族群回归持欢迎态度，也没有族群歧视，个体的政治经济权利在既定规则下完全一视同仁。而晋朝则是引发“五胡乱华”和“冉闵杀胡令”的罪魁元凶。 汉、魏等行的是逐渐将各族分解融入政策，而晋时本应继往开来，顺势将各族群贵族与大众脱离，取消这种酋长制，把各族大众按比例分散到汉族中，这样几代后大家就彻底融合了，大家世代和平互助着共享国家资源，符合国民大众利益。而晋朝的相关举措完全反其道行之。 和平安定的环境固然利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快速提升，但前提必须是世界的同步性。当这世界都是羊时，自是可以用羊的价值取向来规范和调整世界。可这世界在雅威价值观渗入后，已不知不觉变化了，有些羊被强行边缘到外界后，在饥寒交迫和仇恨无奈中已经变异成了狼；狼围绕着羊群来生活已成为了一种习性和文化。 匈奴人的生存条件艰苦，即养成了世代杀伐抢劫的习性；那些被其世代代奴役驱使的族群，也必然熏陶为不叫匈奴的匈奴人。晋人不思改良这些族群的习性，反而觉得这些人很好用，于是在互相的军事倾轧中开始逐渐促成“五胡乱华”，才逼迫出了“冉闵杀胡令”。这是中华惨痛内乱的一幕，是文明向野蛮急遽倒退的悲哀，所以正史都不愿多做提及；因为史学家后来发现，其实互相血腥杀戮的双方，竟然都是一体同源的本族人，但当局者确实都不知道。 东胡战败后被匈奴征服、分配给鬼方人役使的一个东胡族群柔然，因无人顾及而在域外壮大起来。柔然最盛时（约公元410年——公元425年），其势遍及大漠南北，北达贝加尔湖畔，南抵阴山北麓，东北到大兴安岭，与地豆于相接，东南与西拉木伦河的库莫奚及契丹为邻，西边远及准噶尔盆地和伊犁河流域，并曾进入塔里木盆地，使天山南路诸国服属。其中乌桓、鞑靼和突厥均成为柔然的世袭种族奴隶。 公元5世纪，柔然的不断劫掠骚扰，遭致了北魏政权对其连续9次的军事远征，从此柔然开始分崩离析、由盛转衰了。 公元6世纪，柔然的锻奴突厥部落开始壮大。公元552年，突厥消灭柔然。柔然中以鞑靼人为主的余部投奔乌桓，这也是后世称蒙古人为鞑靼的原因；中原称这些为室韦，即失围人，逐渐演变成了对这一地区个族群的统称。其他尚未被同化的奴隶族群逃亡辗转到祁连山一带，为撒里畏兀的祖先。柔然残余主力逃往欧洲，一部分后裔驻留在现俄联邦北高加索东部，即今天达吉斯坦地区的阿瓦尔人；一部分进入东欧，继而席卷巴尔干和中欧，威胁了欧洲四、五个世纪后逐渐融入当地。 七世纪初，唐朝成立后，因不堪其扰，贞观三年（629年）秋，唐太宗命李靖率李世绩、柴绍、薛万彻统兵10万征伐东突厥。李靖出奇制胜，在定襄大败东突厥，颉利可汗逃窜；同时在白道截击，降其部众五万余人。颉利西逃吐谷浑，途中被俘。时值630年（贞观四年）三月，东突厥灭亡，归化大唐。慑于大唐天威，“西北诸蕃，咸请上（太宗）尊号为天可汗”。 公元657年，唐朝派苏定方等征讨西域的西突厥，至658年，俘获阿史那贺鲁可汗，西突厥灭亡。残部逃往土耳其，被其奴役为世袭种族奴隶的各部落获得解放，开始稳定生活在中亚各地。 由于武曌的乱政篡权、打压异己和其本人的短视极端，致使归化的东突厥旧部生不满心且有机可趁。公元679年（调露元年）冬十月，单于大都护府下属突厥酋长阿史德温傅、奉职率所辖二部反唐，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建立后突厥。二十四州突厥酋长响应他们，部众共达数十万人。 此后，后突厥针对武曌短视极端、色厉内荏的性情（当然，她的长处是“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对奴才也从来都是心狠手黑），开始有计划的对武周朝（武曌成立的周朝）实行亦打亦胁亦献媚的战略，诱使武曌以各种方式大力扶植，终于复兴了突厥。 唐玄宗李隆基执政后，开始整顿朝纲、振兴大唐，对后突厥采取积极防御反击、地缘围堵扼杀，文化输出兼离间、拉拢、分化，战略引进性马匹贸易和麻痹性外交的有效综合战略。二十几年后，突厥开始积弱不堪、内乱纷争不止，回纥、葛逻禄、拔悉密等被突厥奴役的部落生反心。 回纥出自史前大洪水时期的有巢氏后代，从遂人风姓而进至东海附近生活，后传承于玄母系（周称玄夷），夏以前即被边缘化到中国西北活动，中原称为丁零。冒顿时期被匈奴附部鬼方征服为世袭种族奴隶，匈奴崩溃后成为被柔然世袭奴役的敕勒，柔然崩溃后又成为突厥的世袭种族奴隶。回纥在唐德宗以后被称为回鹘，公元840年回鹘政权被黠嘎斯（李陵后裔，现多为吉尔吉斯斯坦人）推翻后，大部分族人西逃，一支逃到甘肃省西北，一支逃到新疆吐鲁番，建立高昌回鹘政权，后改称为"畏兀儿"，也就是今天维吾尔族的祖先。 敕勒部的一支先与“薛”姓部落融合，后又吞并延陀部，发展成薛延陀汗国，薛延陀出葛逻禄，为哈萨克斯坦的祖先。 拔悉密出自敕勒，后被回纥所灭，其众融于回纥。 公元742年（唐玄宗天宝元年）秋八月，拔悉密、回纥、葛逻禄三部联合反叛突厥，刺杀后突厥骨咄叶护可汗，朔方节度使王忠嗣趁机出重兵围攻后突厥，突厥王室率领部众千余帐降唐，突厥新立可汗乌苏米施率残部逃脱。 公元744年（天室三载）秋八月，拔悉密攻杀乌苏米施可汗。朔方节度使王忠嗣联合回纥和葛逻禄击溃后突厥主力，回纥占领突厥领地，并于745年（天宝四载）正月，击杀后突厥白眉可汗，传送其首级至大唐京都示众，后突厥从此消失。 回鹘取代后突厥后，日益强盛的室韦诸部加大了西迁的势头。自公元６４６年至８４０年近二百年的岁月中，随着蒙兀室韦的发展壮大，逐渐完成了蒙古高原蒙古化的过程。公元840年，黠戛斯开始南下。８４８年正月，黠戛斯汗国大败回纥帝国，回鹘帝国遏捻可汗得到室韦帮助后西奔，余部皆附于室韦，这些回鹘人与室韦中的大部落鞑靼族群融合在一起，成为塔塔尔人。 出自鲜卑的契丹（辽）公元907年由迭刺部的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随后以铁骑政府蒙古各部，灭渤海，长驱中原，降服漠北诸部，开疆“幅员万里”，后又令西夏、高丽臣服，迫使北宋为兄弟国。 公元1125年，辽被中华风姓后裔，出自玄母系（周称玄夷）、白母系（周称白夷）、黄母系（周称黄夷）和方母系（周称方夷）共同后人的女真族所灭，大多族人四散奔逃，逐渐融于蒙古各部、女真人和汉人中。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领200余人西逃，后来建立西辽政权（即黑契丹，又称“哈喇契丹”），成为当时中亚地区的强国，最后于于公元1218年亡于蒙古帝国。 女真人建立金国后，与南宋、吐蕃诸部、西夏、克烈和蒙古诸部接壤，主攻方向并非蒙古高原。而这时的蒙古诸部并未统一，也不叫蒙古。稳定的生存环境利于各部落人口繁衍，而人口增长与活动空间及资源相对减少的矛盾，开始成为蒙古各部纷争的内因，金国看到这一点，开始利用蒙古各部落间的矛盾激化世仇，之后逐渐便于铲强耗弱、各个击破，蒙古大部族塔塔尔与铁木真家族的世仇和分裂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铁木真采取积极效忠金国，以做金国得力助手的身份（因此被金国赐封）在蒙古高原借机铲除异己、全面树立威信。1202年，铁木真率蒙古军报了世仇，将塔塔儿部凡是高过车轮的男人全部杀掉，其余的收为种族世袭奴隶。 金国内乱及与周边各国的连年战争让铁木真大有作为，公元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畔举行的忽里勒台(大聚会)上被推举为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建立了大蒙古国。蒙古国的建立，对蒙古族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铁木真用新的千户制体系分封人口，使战败的部落，如塔塔儿、克烈、乃蛮等被打撒后瓜分到各千户。族属不同、社会发展不平衡、方言各异的各部在统一的汗权统治下，形成了具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基础、共同语言和共同心理素质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族。 [size=5]【待续】[/size][/size] [attachment=342964]

[size=4]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一再的动荡不安，让中华人以中原为中心，逐渐共识出“大一统”政治格局对个体生存、生活乃至发展的巨大正面意义，这种大众认知共振逐渐潜移默化积淀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驱使历代主流地缘人群与边缘化地缘人群，或世袭既得利益压迫群体与世代被剥夺欺压群体，在以武力重新调整社会综合权益的过程中，最终以“大一统”为政权创业的圆满成功。 在气候适宜、资源丰富、和平稳定的大环境下，中华中原社会走向农业主体经济，并逐渐全面进化到其最高效的、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模式，为全封闭式农业社会正常发展的唯一出路和必然。 安定富足的农业文明，让其成员从生理、心理、作战技能、价值观及日常生产、生活资源上，均无法适应且远离了以个体搏杀为主要模式的冷兵器战争。不论是个体需求还是社会状态，都需要以国家整体实力和以优良装备为支撑的职业军人去进行战争，保卫文明。因此条件具备的汉、唐盛世里，匈奴、突厥等即亡国灭种；条件不足的世道下则中原亡国败家。 有宋以后，当权者因自身世袭富贵的考虑，开始以文化和制度等综合资源，将处于农业文明状体下的中原百姓，进一步打造为崇文厌武的文弱农业社会文明，从大众心态和社会构成上将军事文明和军事科研边缘化，从而奠定了后世朝代以瘸腿残疾文明来换取皇家政权稳定延续最大化的利益，令中华中原人罹患了身心俱弱、不堪一击的地域通病。 中华中原社会与不适合农业发展而又接壤的非主流地缘人群的交往准则，特点是既扶助又监控，既通商又压制。扶助是为了其相对于同类军事力量来讲具备完全的防御能力；有限通商是为了各取所需，但对于自给自足的中原来讲，更多的是从政局安定上考虑；而监控和压制则完全是为了当局政权的稳定不被威胁甚至冲击。 最苦的就是远在更外围的极端恶劣地理环境下的边缘化人群了，地缘环境极大地限制了他们创造财富甚至自给自足的能力。想与中原富人们交换出物资需求，就必须经过中原外围边缘人群的盘剥，而他们拿来交换的剩余物资，中原外围边缘人群也可以更方便地获得；这种凄惨状况令第一边缘人群以外的人们苦不堪言，搞商业交换没有成本优势，搞武力反抗实力又很是不堪一击。 当恶劣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双重挤压着将不幸的人们合力推入死亡覆灭边缘时，能活下来的也只有“九犬炼獒”下的幸存者；只有对沦为同样境遇里更弱者的杀戮劫掠，对强者的献媚加躲避，对势均力敌者的麻痹兼伺机下手才是生存和发展之道。 将战败者中的成年男子杀死，将他们的女人掠为自己的女人，将儿童掠为奴隶，将他们的骏马归入自己的座骑，将他们的牛羊赶入自家畜群，这是最原始而又必须的物资和族群积累。当如此发展壮大家族，形成强大无敌的族群后（相对同类处境族群而言），再沿用以前的发展模式，即会遭到誓死抵抗并会累积血海深仇了。因此将降伏的无产者打散后融入自身族群，积极同化、平等对待、量才重用，之后带领他们“打土豪、分田地”，相信任何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无产阶级逢此际遇，都只会感激、只会欢喜，却不会怨恨，从而最终紧密团结在首领周围，逐渐在穷山恶水之地整合打造出新的族群。 蒙古高原及周边的艰苦、严寒和野兽肆虐，极大地磨砺拓展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身心耐受力。小孩子饥渴难耐之余，只要去喝一口牛奶或羊奶即可恢复活力；小孩子的玩具就是弓箭，稍长后则必须自己爬上马背随部族不时迁徙。因居无定所，放牧时家就在牛羊边，打猎时家又在猎场边，大型围歼战时，家又在战场上；所以从小孩子起，每个人都要学会很好的照顾自己，学会克服外界的艰苦条件和安全威胁，就连女人也并非软弱无用的大家闺秀。因此，在这种条件下生活成长的人们，天生就是卓越的战士，民皆可兵；他们是一脚踏着地狱一脚踏着天堂的无畏者，他们有着十足的理由和巨大的潜力去拥有天堂，也习惯了自身地狱般的处境，所以，仅凭这点，即无人可以战胜他们。 艰苦的处境让脆弱的生命被淘汰，只有最强健身心者才可能活得久一些；而不断与外族群融合又进一步伸张了这种优生学。一个处于最原始、最艰难、最困苦状态的部族想要强大，则必须积极吸收外界的实用性优良文化和技术，这个载体就是人才；当一个拥有实用技术或才学的被俘获者以奴隶的身份被发现时，部落首领们即会给予真诚的尊敬和师长般的礼节，也只有这样，这些部族的希望才会安心留下来帮助他们，部族才会更壮大、更富足、更有希望。 在平原上的冷兵器作战中，没有重步兵的时代里，轻骑兵就是战争之神，既可以对步兵攻坚，也可以机动迂回，更可以千里奔袭闪击战；这样的兵种乃是居有定所、民皆不可兵、安全须靠职业步兵来保卫者的最大威胁。骑兵的核心就是马，培养改良出一个善于长途奔跑、对极端环境具有良好耐力，以及对食物的广泛适应性俱佳的马种，为骑兵战力的基础。拥有怎样的战马，则拥有相对战力的骑兵；幼年累积起来的过硬马术，独特方法制作的便于携带和储存的食物以及饮食习惯等，利于长途奔袭而精力体力不减，辅以战略和战役上的机动闪击，足可以击溃任何强敌。 从根本上说，历来正常情况下的皇权都与百姓的根本利益相一致，也都是与官权利益相对立。官权从诞生那天起，始终站在大众利益的对面，当其在废除君主或君主权力虚拟化的民主制度国家，被关在笼子里为国民综合利益服务时，官权力对大众的危害不是消失了，而是降低到了危害最小化。在皇权与民权密切联动的社会里，官权被皇权和民权双重监督，这时从选材、任免或提升、以及责任追究上即行的是有责任政治，一切均为皇家近、中、远期利益和百姓近、中期利益服务，而在不危害皇家利益的前提下，民族远期利益完全可以不加考虑或进行出卖，这种情形往往就会达成历史上的盛世。当皇权或昏聩无道、或懦弱无力，或官权处于无皇权和民权制约的制度下，这时的官权则异常肆无忌惮，从选材、任免或提升、以及责任追究上即行的是无责任政治，当然，他们对自身利益和官场潜规则还是必须负责的，此外就无所顾忌了，这之外的均可出卖。当此时，那些处于被边缘在极端恶劣生存条件下的野心部族欲要兴起，充分利用收买各大小国家处于该无责任政治下的官僚决策者，对于该部族的存亡乃至兴起都至关重要。用一定的财富收买各个比自己强势国家的官权决策者后，壮大后的野心部落才可以不被单方或联合扼杀在摇篮中，才可以假大国爪牙的身份行自身吞并壮大之计，才可逐步将早前贿赂他国官权决策者的财富，变本加厉着连同这个国家一并纳入囊中。这样，凡是涉及自身的他国政策，均可以通过贿赂、暗杀或假他国权臣之手铲除忠臣等方式加以间接左右。慢慢的，利用对他国官权决策者的利诱、色诱、胁迫、恐吓、暗杀和借刀杀人等原始间谍活动，方可让充满野心的穷山恶水下崛起的部落，逐渐蜕变壮大成匈奴、柔然和突厥等规模和实力的中华中原及周边国家巨患；而那些不谙此道的弱小部落，纵使再发愤图强、英明神武着励精图治，也无力抵抗强大者单方或联合下的亡族灭种打击。 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族群要永不懈怠，成员们要永远明了自身的艰苦处境，唯有不懈地杀戮劫掠方可生存、延续和壮大下来。有很多族群因中途的安逸改变了习性，从而日渐衰落后被吞并，例如月氏、西夏、辽和金；也有很多族群扩展策略失误兼之运气不济，过早地心急着招惹了实力雄厚的中原王朝，从而引来灭顶之灾，终在被击溃后再被以前的弱小势力分食，例如匈奴、柔然和突厥。 公元8世纪，开始向蒙古草原迁入的乞颜各部族中有一位叫做孛儿帖赤那的族长统领的族群，孛儿帖赤那十二世朵奔篾儿干死后，他的遗孀阿阑又生了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被称为“尼伦蒙古”。 阿阑美人嫁朵奔后生二子：别勒古台，不古纳台。无夫而生的三个儿子，一个叫不忽(意为牡鹿)·合答吉，是合答斤部的始祖；一个叫不合秃(意为健牛)·撒勒只，是撒勒只兀部的始祖；最小的一个叫孛端察儿，大约因其自幼沉默寡言，故称其为“傻子”。孛端察儿便是孛儿只斤氏族的祖先(“孛儿只斤”意为“灰褐色的眼睛”)。 孛端察尔部族发展到合布勒汗的孙子耶速该巴特尔时，起用孛儿只斤，他自称孛儿只斤·奇雅特，史籍《元史》上称为：“奇渥温氏”。 耶速该巴特尔一生坎坷，生不逢时。他在世时，正值祖上世代逐渐征服融合后创立的蒙古部落被塔塔儿部和金国摧毁，蒙古历史处于多灾多难的时期。但耶速该巴特尔给后世蒙古人遗留了两大意义深远的成就，一个是耶速该巴特尔崭露头角为叔叔忽图剌汗报仇，在击败世仇塔塔儿人时，俘获了一个叫铁木真木格的强悍敌方将领，将其处死后，妻子诃额仑同时生下了一个孩子，根据传统，大家认定该勇士的精神已转归新生儿，遂起名铁木真。另一个成就是，耶速该巴特尔曾在强大的克列亦惕部最困苦危亡的关头帮助他们复兴，从此与克列亦惕部缔结了铁血患难渊源，为铁木真振兴蒙古部起到了前期鼎足支撑。 公元1162年5月31日，蒙古乞颜部酋长耶速该巴特尔的儿子铁木真出生在一次激烈战斗之后。铁木真出生时，手中拿着一血块，寓意以血洗来复仇之意。铁木真以部族“乞彦”（也称“奇渥温”）和氏族“孛儿只斤”为姓氏，全名奇渥温·孛儿只斤·铁木真。 公元1170年，耶速该巴特尔被塔塔儿部族毒杀，导致耶速该蒙古部族分裂积弱，一些以前被压制隐忍的世仇部落开始落井下石，意图斩草除根，8岁的铁木真不得不携母和弟妹们逃往辗转、历尽艰辛。这期间，铁木真曾数度得到父辈促成下的幼年结义兄弟，蒙古札达兰部首领札木合的真诚支持。 公元1189年，27岁的铁木真脱离札木合称汗，开始复兴本部族的大业，这对札木合一人独大的局面构成严重威胁，两人的友谊彻底瓦解。札木合率领札答阑、泰赤乌等十三部来攻，铁木真兵分十三翼迎战，因实力不敌而败退，史称十三翼之战。战后，札木合气恨叛离自己追随铁木真的部署，将俘虏分七十大锅煮杀；因为部署和俘虏间亲缘深厚，所以此举引起了各部的不满，纷纷归心于铁木真。此战铁木真败而得众，使其军力得以迅速恢复和壮大，这应该是长生天的特殊庇佑。 公元1196年，34岁的铁木真为壮大部族，积极示好臣服金朝，因与约克烈部王罕随从金国丞相完颜襄攻打反抗金朝的塔塔儿部有功，被金朝封为“札兀忽里”，即部落官。从此铁木真拥有了强大金朝廷的法统认可，可以名正言顺“挟天子令诸侯”，壮大自己了。 公元1201年，哈答斤、塔塔尔等十部会于犍河(今根河)，共立札木合为古尔汗(大汗)，并举兵攻打铁木真。两军会战于海剌儿河(今海拉尔河)支流帖尼火鲁罕，札木合失败后投奔王罕。 公元1202年，王罕骗铁木真赴婚宴不成，联合札木合夹击铁木真。这是铁木真经历的最为惨烈的一仗。他逃到贝尔湖以东才避过一劫。并在当年秋天突袭王罕驻地，三天后完全消灭克烈部。王罕逃到鄂尔浑河畔之后被乃蛮（哈萨克人祖先）人杀死。而其子桑昆则逃到库车，被当地人杀死。 公元1204年，铁木真消灭了乃蛮太阳汗的斡鲁朵，成为蒙古高原最大的统治者。 公元1206年，44岁的铁木真在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源召开忽里台大会，成立“大蒙古国”，即蒙古国大汗位，号“成吉思汗”。蒙语“成”的意思是“坚强”，“成吉思”为“天赐”，意即长生天赐予蒙古人的坚强大汗，这反映了蒙古各部族为能团结统一，在此基础上共创美好未来，彻底摆脱积贫积弱、内斗不休状态的欣喜之情。成吉思汗同时订立颁布了《成吉思汗法典》，是世界上第一套应用范围最广泛的成文法典，建立了一套以贵族民主为基础的蒙古贵族共和政体制度。同年，札木合被叛变的将领送到铁木真之手，铁木真杀了他。 公元1205年、公元1207年和公元1209年，成吉思汗三次大举入侵西夏。西夏不得已，纳女请和。 公元1208年，曾经强盛的大金国在严重的天灾面前摇摇欲坠，随着金章宗病逝，成吉思汗开始叛金自立，并不时攻打侵占金国领地。 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灭西辽。 公元1220年，成吉思汗攻占中亚，并遣哲别、速不台率军继续西征，攻占南欧的克里米亚半岛。 公元1221年，拖雷（成吉思汗的四子）占领呼罗珊全境（西南亚古地区名。大部分在今伊朗境内，一部分在阿富汗赫拉特一带和土库曼斯坦境内的马雷一带）。 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出征西夏；公元1227年西夏灭亡。同年7月12日，65岁的成吉思汗驾崩于甘肃省清水县西江附近平原上的大汗行宫，死因不详；临终提出联宋灭金的战略。 因天气炎热，兼之成吉思汗生前曾有意身后长眠于当时景色优美的鄂尔多斯（意为“宫帐守卫”），故在运送灵柩的大车途经该地时，经从政局稳定和气候、路途等多方因素考虑，决定将成吉思汗真身埋于鄂尔多斯。 成吉思汗入殓时，头戴金盔，身披战甲，一手放在胸前，一手紧握着佩剑。虽然已经失去了“面上之光，目中之火”，但是仍显得面容严峻，充满豪气！灵柩是剖开一棵大树，中间掏空，放入成吉思汗金身，然后合拢，经漆，箍以三道金箍，然后深埋于十丈之深，不留墓迹，不刻碑文。墓地也不堆土，而是以万马踏为平地，派兵巡守四周。护陵军守护墓地三年，等待草木丛生，即使是送葬的人也不能辨认墓地在哪里时，护陵军才撤离。护陵部队由蒙古兀良合部(速不台与哲别即此部之人)选千人组成，世代免其差役。除此部队之外，任何人不准进入陵区，虽四大斡儿朵之人也不例外。据说，拖雷、蒙哥、忽必烈及阿里不哥皆附葬于此，其他子孙则别葬他处。 为便于亲人祭祀，成吉思汗的儿子们在墓土刚刚回填后，将带羔母驼牵到墓地边，在母驼面前杀死驼羔，并将驼羔的血遍洒在墓地周边。这样，在亲人们祭祀成吉思汗时，即可将母驼牵到该地区附近，母驼自会寻找到羔血遍洒之地，之后徘徊流连、哀嚎不止，亲人们就可以祭拜了。 成吉思汗的正妻孛儿帖生有4子：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四子拖雷。成吉思汗按照4个儿子的特长与才能，分别赋予他们职掌不同的职别：术赤管狩猎，察合台掌法令，窝阔台主朝政，拖雷统军队。 公元1227年8月，34岁的拖雷开始监国。 公元1229年秋，为了推选新大汗，蒙古的宗王和重要大臣们举行大会。宫廷内有人恪守旧制，主张立幼子拖雷，反对成吉思汗的遗命，大会争议了40天。此时术赤已死，察合台全力支持窝阔台，拖雷势力孤单，只得拥立其兄窝阔台即位。 公元1231年，蒙古汗国征服了高丽。 公元1232年初，托雷与金军在均州（今河南禹县）遭遇。拖雷乘雪夜天寒大败金将完颜合达、移刺蒲阿、完颜斜烈于三峰山，尽歼金军精锐。此役毕，拖雷与自白坡渡河南下的窝阔台军会合。同年北返，途中拖雷饮毒而亡，享年39岁。 公元1233年，蒙古汗国灭亡位于现今中国东北地区的东真国。 公元1234年，蒙宋联军攻破蔡州城，在战火中继位的大金国皇帝完颜承麟自缢，金朝灭亡。至此联宋攻金的战略成功达成，完全实现了蒙古汗国的战略计划，也全面体现出南宋帝国君昏臣佞下的战略混沌短视。 公元1237年，蒙古汗国占领莫斯科，1241年兵分两路入侵波兰、匈牙利，大败德意志联军，前锋直指维也纳，欧洲为之震惊。正当此时，55岁的窝阔台因酗酒暴毙。远征军于是东还，后来拔都（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次子）建立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蒙古帝国的四大宗属国之一，势力范围东起额尔齐斯河，西到俄罗斯，南起巴尔喀什湖、里海、黑海，北到北极圈）。 公元1246年，窝阔台的遗孀皇后乃马真代政5年后，由窝阔台的长子，40岁的孛儿只斤·贵由登基称汗。 公元1248年，贵由莫名病死；公元1251年，拖雷的长子、窝阔台的养子，43岁的蒙哥被拔都等拥立即大汗位。 公元1254年，蒙古汗国消灭大理国（疆域为现在的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西南部，缅甸北部地区，以及老挝与越南的少数地区。）。 公元1258年，蒙古汗国西征军占领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灭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1260年，占领大马士革（现叙利亚首都）。这时，蒙哥在攻打南宋四川时，在合州城下去世，军队于是东还。 蒙哥于公元1259年在四川去世后，其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忽必烈得知蒙哥死讯时尚在鄂州一带与南宋作战，后听说留守蒙古本土的阿里不哥准备集会称汗，立即与南宋议和并北上回到开平（今内蒙古多伦县），于1260年5月在以东道诸王塔察儿为首的蒙古宗王及汉人儒臣的支持下抢先集会称汗。阿里不哥闻讯后，在阿速台、玉龙答失、海都等宗王的支持下于同年6月在当时的大蒙古国首都哈拉和林召开“忽里勒台” 大会，即大汗位。由于忽必烈长期居住在中原，任用汉人，推行汉法，改变了蒙古人的游牧传统，引起很多蒙古王公贵族的不满，故多数西道诸王当时均支持阿里不哥。为了争取宗王势力的支持，忽必烈默认了术赤后王别儿哥、察合台后王阿鲁忽及八剌、六弟旭烈兀对各自封地的合法统治权。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随即展开了四年的内战，直到1264年阿里不哥兵败投降。忽必烈随后迁都大都（北京），以上都为陪都。 公元1271年，忽必烈在其领地内沿袭中华古制，定国号为“大元”，定都燕京，称为大都（今北京），建立元朝，蒙古文则称为“大元国”或“大元大蒙古国”，继承了原大蒙古国的法统。 公元1276年，元帝国攻陷南宋国首都临安（今杭州）。至公元1279年3月19日，随着崖山海战失败及陆秀夫（宋左丞相）背负刚满八岁的小皇帝跳海而亡，南宋国政权被彻底消灭。 至此，以元帝国为宗主国，以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家族的世袭封地，包括天山南、北麓与裕勒都斯河和玛纳斯河流域及今日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中亚地区），窝阔台汗国（窝阔台家族的世袭封地，即包括现哈萨克斯坦在内的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和伊儿汗国（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之子旭烈兀所建，位置大约在今日中亚南部至西亚一带）四大汗国为宗属国的，最大疆域面积高达3,300万平方公里（1,270万平方英里），占世界土地面积的22%的庞大铁血帝国建立了。[/size] [size=5]【待续】[/size] [attachment=346777]

[s:202]

[s: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