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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高考放榜时，便是状元“群星闪耀”时。自大陆设立高考招生制度，除文革曾中断过招生，数十年来输出估计上千名状元。他们学成后多数步入学界、政界、商界，成为社会中坚。
但并不是所有状元都前程可期，新中国的历史上，曾有过一名命运极度悲凉的状元。他叫沈元，系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如果活着，今年应该是86岁了，但今天很少有人知道沈元这个名字，包括他的母校北大。
热闻之下，还有”冰点“。他是旧时学霸，以治学成名。还在北大读书时，沈元就被誉为天才学者，可惜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极右派。摘帽归来24岁的他，在《历史研究》发表《急就篇研究》，同题研究的论文质量被指高过王国维。25岁，他又在该杂志发表《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后被《人民日报》整版摘录，在《人民日报》的出版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期间，和沈元同被枪决的北大同窗还有：中文系林昭，外语系顾文选，哲学系黄中奇，化学系张锡琨。
本是“人中龙凤”的他们，可惜生错时代。林昭的名字想必很多人已听闻，但留下著述文字最多的沈元，却鲜见公开出版物披露详情。那么你可能想问：被枪决的沈元，是一个什么水准的文科状元？
被执行“枪决”：行刑时曾想保命
前北京大学教授、毛泽东与江青之女李讷的老师郭罗基，曾撰写过《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哀沈元》一文。他以同窗的身份，回忆了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沈元最后的生命时光。
1970年4月的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反革命分子”。一声吆喝，押上二十多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审，没有公诉，不准辩护，只有判决。一两个是“从宽”的典型，其余皆“从严”。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瘫倒在地，后面两个解放军战士把他递了起来。
二十来个都瘫倒了，只有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会结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这个人是自己走出会场，其他的人都是被架着拖出去的。
到了刑场上，这个人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
行刑人退出了枪膛里的子弹，把他押回去。其他人都倒在血泊里了。实际上这个人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
“一打三反”发动群众，破坏法治的程度在文革中登峰造极
这个人就是沈元，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他被执行死刑的罪名为“投敌叛国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文革”前，他发表的几篇历史学论文，轰动史学界。
郭罗基回忆，当时他在江西南昌鲤鱼洲北京大学农场劳动。北京来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向他叙述死刑犯沈元行刑的故事，惊叹他在死神面前的镇静。
沈元，是五十年代郭罗基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班同学，郭称沈元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我了解他。他是想再争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有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来。别人早已绝望了，他还在运用超人的机智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我知道他的脑海里有多少历史学的研究课题，在向他招手，鼓舞着他求生的意志，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
笔者留意到，郭罗基回忆沈元被执行枪决之细节，在张郎郎前几年出版的《宁静的地平线》中有交叉印证，只是枪决时间稍有出入。张郎郎在书中曾写道：我们那批死刑犯是在1970年3月5日宣判。许多人被拉走了，我记得名字的有遇罗克、田树云、孙秀珍、沈元、索家麟、王涛、王文满、朱章涛等。最后两位的下落，我至今不清楚，其他都立即执行了。那个我们还指着他给家人捎口信的孩子也被带走。我被留下了，筒道里死一般地寂静。我预感到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
张郎郎写到关押沈元、遇罗克和自己等死刑犯的“筒道”，即北京的K字楼监狱。2013年，历史学者王学泰在三联出版社出版《监狱琐记》，就是记叙此地的故事。据他称，前几年他还曾回去探访K字楼监狱现状，结果发现那里已经被开发成了一片昂贵的商品房楼盘。可以确认的是，沈元和遇罗克等人行刑枪决前，一直被关押在那里。
生于书香家：以状元分数考进北大
关在同一个监所，和写出《血统论》的死刑犯遇罗克出生不同，沈元1938年生于上海，原籍浙江义乌，是世家子弟。其父沈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科毕业，后来从政。南京政府成立后，江苏省政府设在镇江，其父曾任镇江县县长，抗战时期主持修建滇缅公路。他的姑妈美籍科学家，甚有名气。
2009年5月，浙江杭州西冷出版社出版沈元遗著《〈汉书补注〉批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为其写了序言。这让我们得以知道，原来沈元与家世显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被称为台湾“四大公子”之一的沈君山为表兄弟。
沈君山称，沈元是他的亲表弟，小他6岁，小时很孤独，“沈元出生不到一岁，中日战争就爆发，父亲是一个出色的铁道工程师，随着政府撤离到西南，接着母亲也带了兄姐两人跟去。他因为太小，就留下来由奶奶带，等到抗战胜利全家归来，沈元已经7岁，父亲也已在后方因公殉职。所以他从未真正地见过父亲，而在稚龄亦未真正享受过父母的亲情。”
而据沈元同窗郭罗基回忆，沈元告诉过他，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中参加了少年儿童团（少年先锋队的前身）。那时他刚进初中，是班上的第一个。进入高中，又是最早参加青年团。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史。
沈元9月入校后志趣高远，常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许。他对同学们曾说：“我们就是未来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上述三人是当时史学界三大权威人物。在提倡做“螺丝钉”的时代，一切雄心壮志都被说成“狂妄自大”、“野心勃勃”，谁出头就会被削平。沈元的放言高论、出色学业，招来异样目光。
郭罗基回忆，当时他是历史系55级党支部书记。全年级分三个班，沈元在一班，他在三班。一班的党员就常常向他汇报沈元的“问题”，二年级时三班成为考古班，学考古的调进，不学考古的调出。郭罗基被调到一班后，他发觉沈元之所以成为“问题人物”，在于他才华出众遭人妒忌。沈元被指责为“不靠拢党组织”，然而他却对郭罗基个人很“靠拢”，还说“我们班上只有郭罗基是有人性的共产党员”。
五十年代，史学界的热门话题是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的封建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主要的意见是三种：西周封建论（以范文澜为代表），战国封建论（以郭沫若为代表），秦汉封建论（以翦伯赞为代表），另外还有一派魏晋封建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他把三种主要意见都囊括了，但首先是肯定了西周封建论，故此论颇为时髦。
郭罗基回忆，因学生们大多是翦门弟子，受其影响都认为西周封建论最没有道理，战国封建论道理也不充分。按历史分期的主流意见，中国的封建社会都在两千年以上。因而提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那么长？这是史学之谜，这个难题激励了研究，史学界开了不少讨论会，发了不少论文。而还是学生的沈元也有志于探索史学之谜，他称从初中开始就思考这个问题，也对秦汉史兴味甚浓。二年级时，写学年论文，沈元的选题是《论汉武帝》。
整风变右派：私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从现仅存的一张公开照片可以看到，沈元长相清秀：穿灰布中山装，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是一个面皮白净的书生。其北大同学回忆，沈元平时腼腆少语，循规蹈矩，他是那种天才加上勤奋的学生。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在给老师的信中写道：几无片刻休息，大批的参考书要看，要做摘录。每次课一完就跑到图书馆去，每餐之后也尽速赶去等馆门之开，否则抢不到座位，“我们进了图书馆，正像饿牛进入水草地。”
沈元年轻时清秀的照片
然而，好奇心害死了这位早慧且勤奋的青年。1956年，国际上发生了大动荡。这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后，召集全体代表连夜开会，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问题。国际上对斯大林问题议论纷纷，引起强烈反响。东欧的苏联卫星国蠢蠢欲动，反抗控制。
常进图书馆的沈元并非一味埋首故纸堆，他十分关心现实问题。这年2月，沈元在阅览室里看到一份《工人日报》，上面全文刊载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读后大为吃惊。据郭罗基回忆，当时大学生的外语都是选择地学习俄语，不能阅读英语报纸。沈元在中学学过英语，借助字典摘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私下供同学们传阅。其中特别惊人的是斯大林在肃反中大开杀戒，受害者达七十万人之多。
看后沈元的“翻译私货”，学历史的北大学生们认为，斯大林是可诅咒的。同时又想到另一方面，要是生活在那个恐怖的年代，如何避免成为屈死的冤魂？
郭罗基回忆有一个时期，宿舍里每天晚上议论的都是斯大林问题。沈元比其它人想得多，当时他发表了许多看法，能记住的主要有两点。
一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揭露的事实，为何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史》中都是看不到？那样的历史是信史？沈元提出：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学习和研究史学的人对于如何书写历史，当然是特别在意的。沈元提出的问题，引起热烈的讨论，大家不能不联想到自己的使命：自己将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家？谁来继承太史公的传统？
第二是斯大林为什么能够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赫鲁晓夫只是谴责个人崇拜。沈元认为，根本上是制度问题。这也是国际舆论对斯大林问题的普遍看法。铁托在普拉的演说也这样讲：这里不仅仅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
长期以来，关于沈元翻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来源，有两种迷糊不定说法：一是英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一是美国的《工人日报》。50年代，外文报纸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阅读到。为一探究竟，笔者曾前往中大学图书馆查阅史料，在典藏室里找到了这份报纸，核实为美国的《Daily Worker》，翻译成中文即《工人日报》。
1956年2月1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报告。当时中苏处于蜜月期，中共派出的是以朱德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参加了苏共二十大。
根据现有史料，笔者暂时无法证明两人是否当场听取了赫鲁晓夫的内部秘密报告。不过据笔者查到的报纸版面，《Daily Worker》在苏共内部会议开完的第三天，即2月16日即以“独家报道”的醒目导读，分2天连续全文刊登了这份报告。
1956年2月16、17日，《Daily Worker》全文披露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在意识形态尚存的时代，信息管制到今天也有，只是形式稍有不同。据沈元的另一同班同学雷光汉回忆，赫鲁晓夫做二十大报告时，国内是绝对保密的，只传达到高级干部，老百姓不得与闻。但沈元以自己的学识和敏锐度，在图书馆看到了这几张报纸后，将它翻译了出来供人传阅。从这个角度讲，沈元所做之事，超出了一个学生的视野范畴，也极为冒险。
笔者推断，与他同处于一个大学时代的学生比，学历史出身的沈元关注时局，比同龄所有人都走得远。后来反击右派运动中涌现出北大的林昭、张元勋，人大的林希翎，1956年年初当时他们可能什么都还不知道。可以确定国内当时，几乎没有几个人全文阅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沈元是一个例外，且他还只是一个在校大学生。
1956年，中共正式提出了所谓的“双百”方针（百家争鸣，百家齐放）。这一年，是难得的思想宽松的年头。接着1957年春天，毛泽东和中共各级党委千呼万唤鼓励“鸣放”，要求党外提意见。得风气之先的北大学子，用不着等待邀请，自己就鸣放起来。历史系宿舍外的鸣放标语以及墙报《准风月谈》，批评某些党员和党支部压制鸣放，据称就是沈元与四二三号宿舍的同学所写。
北大“五一九”以后（5.19这一天，北大自发鸣放开始），沈元虽然也同意人大林希翎、北大谭天荣的一些观点，却不同意他们“煽动情绪，搞得燕园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在大饭厅前的辩论台上与他们多次辩论，在老同学眼里沈元是标准的左派。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沈元因翻译传播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被定为极右分子。翌年他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这一年，沈元正读大三，19岁。
社科院收留：连发雄文轰动史学界
1957到1960年，沈元到农村改造，期间得了肝炎。因未受适当治疗，始终未曾痊愈，此病跟了他短暂的一生。据他同学雷光汉著文回忆，雷同被打成右派后，和沈元一起下放到门头沟的斋堂背石头，修水库，很苦很累。当时沈元和他的一个姨表妹谈恋爱，人很漂亮，曾到斋堂看过沈元，但表示要和他这个右派断绝恋爱关系。
沈元大受刺激，痛不欲生。他说：政治上没希望了，爱情上也没希望了，活着没意思了。他甚至想轻生，跳水了断此生，为此雷光汉在北海桥上劝了沈元两小时。1961年沈元返回北京，开始在街道上劳动，摘掉右派帽子后帮助街道办事处做点事。因他在北大和家居时写的一些文章，其才华见识为史学界前辈激赏，被破格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职。
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志琴2008年回忆，她与沈元并非同事，也与他没有交往，但她比他的同事更早地接触到沈元的问题。上个世纪60年代初，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处工作，协助领导处理学术事务。她回忆，沈元是他的姑母推荐给学部负责人刘导生的，刘导生主管近代史所，就把沈元推荐到历史学者黎澍的门下，他差一个助手。
按那时的人事常规，一个从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被开除的右派学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调进最高学术部门，有幸的是，刘导生和黎澍都是有胆识而爱惜人才的领导，那时又正值三年困难的调整时期，对知识分子政策也相对宽松，沈元才得以走进近代史所大门。1962年四五月间，沈元就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组工作，归丁守和管理。
24岁的沈元一到社科院，便展露才华。刘志琴回忆，沈元在1962年第3 期《历史研究》发表了《<急就篇>研究》一文。刘志琴回忆，这是一篇对汉代儿童启蒙读物《急救篇》进行社会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文章展现了作者对史学、文字学和音韵学的深厚功底和新颖的视角，这在言必称阶级斗争的论调中是一缕春风，使人耳目一新，尤其是一些老学者对该文备加称赞。笔者周一在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防空洞书库，逐一查实了这些资料。
1962年沈元摘帽归来，在《历史研究》发表《急就篇》研究，学术水品被誉超过王国维
来自耿法的撰述称，当时沈元对《急就篇》的考订研究超越了同样关注此问题的大学问家王国维，而从《急就篇》研究汉代社会的性质，更是前无古人，在史学界引起极大轰动。郭沫若读后称赞：“这篇文章写得好。”另一位史学大家范文澜读后也说：“至少比我写得好。”而刘志琴称，给她印象最深的是她老师周予同先生，他一说起沈元就眉飞色舞，兴奋不已。
接着，沈元在1963年第1 期《历史研究》又发表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长篇文章。同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载他《论洪秀全》一文（改了标题）。笔者查询获悉，中共建政后《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刘志琴称沈元得此优遇后，再次博得满堂喝彩，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沈元道路”的说法，据说是来自北京大学。
1962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全文摘选25岁沈元的论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就在此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这对担任党团工作的学生干部是严重打击。
沈元问题有人控告，有人赞叹，沸沸扬扬，这一下引起主管宣传部门的注意。为有一个准确说法，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发话，要学部就此问题调查，就这样刘志琴亲自参与了这项工作。
刘志琴近年在《炎黄春秋》撰文回忆，被调查的对象是近代史所的老中青研究人员对沈元的反映，凡被调查的对象对沈元的为人和治学都有所称道。接纳沈元的历史学家黎澍喜滋滋地说:“ 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
对一个小辈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实在是前所未有，而且此人又曾是右派分子，此言一出所引起极大震撼。
调查的结果最后认为：社科院对沈元的使用完全符合党的政策，其人在街道监督劳动期间表现良好，在来所前已摘掉右派帽子，那就不应该以右派论处，文章的检查也没有发现政治错误。
刘志琴称，其实这一调查仅限于沈元个人，而对社会反响最激烈、最尖锐的“沈元道路”避而不谈。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保护沈元，息事宁人的唯一办法。作为参预调查工作的成员，她也乐于保护一个难得的人才。
其时，沈元再度写成《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文，但已不用本名而用“张玉楼”的笔名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准备再次加以全文转载。
刘志琴回忆，沈元改用笔名发表文章也是有关领导在调查后的建议，可这一举措并未完全平息风波。有些人在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又再次告状，甚至告到毛泽东那里，不依不饶。一直到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此后的几年，想必被剥夺出版自由的沈元有多苦闷。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到来，为沈元问题不少人遭受折磨。刘志琴回忆，社科院周予同被打得跪在地上认罪，而接纳沈元的刘导生、黎澍不知挨了多少批斗。文革结束后刘志琴调到近代史所，得知沈元已枪决多年。后来她获悉沈元文革中曾结婚，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运动一来，将他们一家扫地出门，迫使他们到处躲藏。
当时，文革浪潮席卷中国。治学惹祸的沈元，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有这么一天：夫妻两人走到哪里，红卫兵就追到哪里。曾经接纳他的研究所，也根本不可能再度接纳他，两个年轻人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期间，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但姐姐早已自顾不暇，不可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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