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育儿战：中国低龄留学潮背后的无奈

　　“上课啦!”年轻的小伙子在走道里扯着嗓子喊。

　　“上课啦!”大厅里一个小男孩扯着刚还在打打闹闹的玩伴往回跑。

　　面包、葡萄、糖果、卡通杯……和疼爱的眼神一并被家长们陆续收回。五分钟后，喧嚷的大厅安静下来，几十个成年人排排坐，百无聊赖地低着头，目光游荡在手机屏幕上。

　　王艾习惯了这样的周日早晨。儿子瑛瑛刚上小学一年级，已经在这家位于上海五角场地区的少儿培训机构上了两年课外培训班。幼儿园大班时学数学，上小学后转了语文，王艾觉得内容太简单，最近正考虑着再换一家。她要保证儿子“至少二年级结束前不比同龄人落后”。

　　她打算到三年级后，如果能保持名列前茅，就继续在国内上小学;如果落入中下游，就干脆直接出国读书。两条路殊途同归――“无论如何，小学毕业后都是要出去的”。这意味着最快再过两年，瑛瑛将成为中国“低龄留学(课程)”大军的一员。

　　教育部数据显示，2015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2.37万人，与2014年度相比增长了13.9%。

　　美国之外，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国的低龄留学市场也很火爆。UK Boarding Schools Admissions Service (英国私立寄宿学校申请中心，以下简称UKBS)项目拓展经理陈曦辰介绍，近年来中国大陆赴英低龄留学生数量稳步增长，2015年超过3000新生入学，在校总人数超过7000人。但是很多传统顶尖寄宿学校(例如哈罗公学)每年在大陆只招个位数，竞争非常激烈。

　　王艾和丈夫从2014年开始考察，最终选定了澳大利亚。“中国的教育体制不适合他(瑛瑛)。”王艾很明确地说，“竞争又那么激烈，对孩子的压力、自尊都是考验。”

　　她自己也受够了平时被三天两头请家长、周末都耗在带孩子上补习班的日子。

　　“你没得选择”

　　如今，王艾普通的一天始于清晨五点半。起床梳洗做好早饭，六点半叫儿子起床，七点半出门送他去学校。回到家中处理大小事务，下午两点又开车到儿子的小学――提前两小时抢车位。这是一天中的休息时间，在车里补一会儿觉，刷刷手机，很快过去了。

　　待瑛瑛放学回家，盯着他吃晚饭、做作业，哄他睡下，王艾打开微信班级群，看到几位家长关于今日作业订正的讨论。“烦也烦死了”，她心想。这还算好，上次学校老师让做字母卡片，还要配图。儿子倒是认认真真写了字母，但裁纸、画格子、上网找图片、画图……都成了她的任务，熬了一整个通宵才做出来。

　　王艾怀念上班的日子，觉得比现在轻松。可那是七八年前的事了，自打生瑛瑛，她就做了全职妈妈，生活重心全部放在儿子身上。本以为儿子上了幼儿园就能轻松些，谁成想，“早教这个坑，踏进去就出不来了。”

　　瑛瑛从8个月开始上早教，培训班、补课班、兴趣爱好班……数不清多少个送完瑛瑛的上午，王艾是开车四处“考察”度过的，反正折腾六年至今，王艾对各种少儿教育培训机构都能有理有据地点评一番，堪称半个专家。

　　都说要“赢在起点”――可她觉得，当大家都在抢跑时，起点线只能越划越前。

　　“哪有自己的生活?没那个时间和精力呀。”她感叹着。

　　这也是复仁平的心声。复仁平和妻子都有工作，儿子凡凡在公办小学读二年级。“晚托班”帮了大忙，接孩子的时间从四点延迟到六点半。但每晚的复课是逃不过去的，各科检查一遍起码一个小时，若是没有督促好就签了字，老师第二天就会在家长群里点名：“第XX号家长注意……”。

　　凡凡每周六8:30起床，9:30 -11:30 上奥数课，13:45- 14:30是钢琴课，15:30 - 18:00 补英语(精品课)。复仁平和妻子一起送，一个负责停车，一个负责带进培训机构。周日给凡凡报了他自己喜欢的体育类项目，算是锻炼身体。“我双休日比上班还累!”复仁平摇摇头。

　　比比别人，他又觉得自己还算轻松：“我们家还好，只有基本项。这不是兴趣爱好，这是必要技能。”

　　“基本项”是家长们心照不宣的科目，指英语、奥数，加一门艺术类。

　　复仁平没夸张。和凡凡一样，王华军的女儿伊伊也在公办小学读二年级。除了三个基本项之外，她还有跳舞班、书画班、小记者班，从3岁开始陆续上，一年年科目只多不少，补课费每年都要近十万元。如今周末之外，平日也有一两个晚上四处奔走。加上作业、弹琴，睡觉时间总在十点之后。

　　跳舞是伊伊自己喜欢的。夏天小区搞纳凉晚会，她上去跳舞，收获一片掌声，自个儿挺嘚瑟。“跳舞也蛮辛苦的。但是不学呢?什么都不会，你就只能站在下面看。”王华军说。他上大学的时候，看着别人什么都会，自己什么都不会，心里惭愧又羡慕。如今女儿争气，他也得意。

　　奥数和英语比较痛苦，但必须得补。“不上?她如果跟不上怎么办?表现差怎么办?上课被老师训斥怎么办?”王华军发出一连串反问。他举例说，一年级第一节英语课，教师就带着大家唱英文歌，有小朋友傻眼了，因为ABCD都没认全。伊伊学过，所以毫无压力。

　　“大家都在比啊。小孩子如果始终在后面，她的自信心来自于哪里?总得有点让她骄傲的东西，什么都没有，她就开始沮丧了。就恶性循环，就越来越差。”王华军说。

　　竞争的焦虑感像鞭子，孩子和家长就就是陀螺，日复一日被抽打着，永远停不下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教育会变成这个样子。”复仁平说，他对凡凡的希望，是撑到最后，“(如果)其他人都倒在他前面，他就可以休息休息了。但从后面的人来说，谁也不希望孩子倒在前面。不这样做就是淘汰的，不是说可以给你选择。你没得选择。”

　　“打破头，死去活来才能进”

　　王华军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一早打定主意送伊伊出国：“教育不只是教育，它是生活圈。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国外空气好，食品安全，东西便宜。”只是陪读规划还没做好，又想着国内教育基础扎实，他觉得在国内读几年小学也好。

　　为了让伊伊上个好学校，他早下过一番功夫。当初，自家房子对口的幼儿园不错，小学却是“菜小”――上海一些教育培训机构和家长对“菜场小学”的简称，指有大量外来孩子就读的学校。王华军不肯。他是律师，妻子在银行工作，家境殷实。民办小学学费一年几万至十几万，国际学校更贵些，但他们还负担得起，便想送女儿去读。

　　他的想法并非个例。上海统计年鉴显示，在伊伊2014年入学时，相比起2000年，上海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减少了五分之一，民办中小学数量却增长了近一半，其中民办小学数量翻了近五倍。市场背后是需求。

　　“好的民办学校要打破头，死去活来才能进。”王华军说。2010年11月初，教育部网站发布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力争经过三至五年的努力，使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不再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5年后，他感觉公办学校“择校费”已有缓解，“择校热”的火却烧到了民办学校。

　　交得起学费远远不够，还要考试：考逻辑、考英语、考表达。“零基础”小朋友是没有机会的。所以伊伊从3岁就开始学奥数、英语、特长和不怯场。临近升学，王华军和妻子上网四处查，有家里孩子在目标小学读书的朋友，就去要一份考卷回来让女儿做，揣摩思路。

　　报了4个学校，最终都没录取。王华军后知后觉：“有些培训机构也提供特定学校的专项培训。不知道，考试的时候才知道。”棋差一招。幸好他在伊伊读幼儿园的时候就做了后备方案：在一家好的公办小学附近买了学区房。

　　复仁平考虑得更早，凡凡2009年出生，他2010年就又买了一套学区房。“当然也可以考民办，找关系，但是所有的操作都有不确定性。”他说。在孩子的教育上，钱是他的倚仗，也是唯一的倚仗。

　　他隐晦地提起“规则的不公平”：“学费不贵，但是要进去代价太大。进去的孩子，确实有特别优秀的，可能有30%，剩下70%都是在运维方面。”

　　“条子生嘛，谁不知道。”王艾毫不避讳。瑛瑛进了很好的民办双语小学，同学的父母中有妇产科主任、985大学教授、电视台的领导……她每天提前两小时去抢车位，看到的豪车和特殊牌车也不少。

　　在王华军看来，一样拼钱，学区房比“递条子”更划算。王艾却笑着说：“不是钱的问题。有钱没关系也进不来的。不知道底细，谁敢收你的钱?”

　　复仁平只觉得，不公平的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孩子，就算有特殊照顾，也总是有缺陷的。这是他想送孩子高中出国读书的原因之一：如果竞争无可避免，他希望孩子在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去拼。

　　这是价值观的考量。王华军也有思虑。伊伊班级里有家长委员会，逢教育局、领导检查，都要配合教师写报告：多少次活动，多少次交流，多少家长会……王华军嗤之以鼻：“都知道是假的，都装得像真的。这一套从我们小时候就有，现在社会上也有，撒谎习惯了。”

　　他不想让女儿再继续接受这一套。女儿上到第二年，他更后悔了，因为明显感觉到学校课业量加大。“你拎拎，不轻吧?”他递过自己的双肩包，“我女儿的书包比我重!”他觉得这是拔苗助长，也心疼。

　　可这在民办小学，尤其好学校，是难免的。王华军伸出手指：“上海有四大名校(高中)――上海中学、华师大二附、复旦附中、交大附中，有几个民办初中要能(从初一就)进去，上这四大名校的几率就高多了。这几个民办初中，小升初太难了。一级一级，没有能让你轻松的时候。”

　　他选择不接受这套体系。但身在公办小学，伊伊不可能特立独行。“我可以不让她参加考试，少写作业，但后果呢?她在班里会立马被边缘化的。”王华军不敢冒这个险。

　　思来想去，他决定尽快把女儿转去国际学校。

　　体制外教育之路

　　“待会儿见到老师，你要主动打招呼噢。”12月13日下午，浦东一所国际学校的招生办公室门口，王华军叮嘱伊伊。

　　走廊里，几个十几岁的男孩西装革履结伴经过，正是中学部的学生。办公室装修得像白领写字楼，王华军拉着伊伊坐在沙发上等。刚还活泼泼碎碎念的伊伊，表情突然紧张起来，说话都换了气流轻声。

　　她即将面临当天的第二场考试。早上在另外一所国际学校，她做了一个半小时的英文和数学卷子，送她进教室时，王华军还偷偷拍了张照片留作纪念。女儿考试时，他顺便看了看下课的学生。多数是黑头发，他不太满意。“不过很少有人说中文，都是英文，这点很好。”

　　王华军两个月前就盯上了各种国际学校的插班报名。早上那所学校他觉得希望不大，下午这所学费比较高，一年二十几万元，相应竞争没那么激烈，他觉得还有可能。除了这两家，12月15日还有一所学校要考。王华军希望，下学期开始，女儿能顺利进入其中一所就读。

　　王艾也开始考虑给儿子转学了，尽管瑛瑛读的已经是别人打破头都进不去的民办双语小学。开学三个月，王艾已经被“请”去学校好几次，隔三差五接教师的电话，说他和垃圾桶玩儿，在课桌上乱画，上课接教师的话……

　　王艾很无奈，瑛瑛在家向来“放养”，家里的墙随他涂，好奇心也重，没见过的都喜欢动一动。最麻烦的是，他确实不怕老师，被批评了只会一脸懵懂有板有眼地回复，就算不是故意作对，总也不像是个听话的样子。

　　“就是天真。”王艾总结。总被老师找，她也慌，认识一个心理学教授，特意带儿子去看。得到的回复是：心智嫩，虽然已经7岁，心理年龄还在5岁左右。王艾明白，孩子不是故意惹事儿，也都不是大事儿，甚至不能叫“错误”，只是天性如此。

　　但她也知道，这所学校里未必有让孩子发挥“天性”的空间。教师旁敲侧击好几次，建议王艾带瑛瑛去测有没有多动症。“说是建议，你敢不去吗?为了证明他没有，你也要去啊。”王艾没办法，带瑛瑛去了上海新华医院。测试结果显示：没有多动症;不过注意力不容易集中。教师又说，注意力不集中，那要不要去治一下呢?于是，王艾又去考察了一个专做注意力训练的培训机构。

　　最终没报。王艾想，年龄大了自然会好，非要花万把块钱去做这种训练，让7岁的小孩定在那儿，有什么意思呢?瑛瑛喜欢英语，自己拿Ipad跟着软件学单词的时候挺坐得住。还报了三门英语课，不让上都不行。肯学习，也不是故意惹事儿，她不想把孩子当病人对待。

　　可瑛瑛要成了“问题学生”，没有玩伴，她也烦恼：“能进这个学校的，都是花了大力气来的，谁也不想出什么差错。圈子也要从小培养，家长会跟小孩子说，你不要跟谁谁谁玩儿。家长自己也有小圈子。”

　　王艾觉得心累。瑛瑛的三门英语课中有一门家教，教师是意大利人。和她聊天中，王艾发现对方完全没觉得瑛瑛有什么问题，也很认同发扬孩子的天性和创造力。这坚定了她让儿子出国读书的决心。

　　老公原本不同意，他出身农村，到上海读大学，一路奋斗至今已很满足，也想让儿子过安稳无忧的日子。瑛瑛才7岁，他把以后的婚房都买好了，还希望未来的媳妇能是医生或者老师这种稳定职业。王艾母亲也不同意，担心孩子小，王艾英文不好，陪读不知怎么过。真的去了，家里的生意、夫妻的感情……一连串都是麻烦事。

　　只有王艾一个人坚定不移，说服所有家人，定要让孩子出国。最初被请家长，她总拉着老公一块儿去：“教育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去了三四次，灰头土脸的，老公也不乐意了。“就不愿意来。也开始觉得孩子出国读挺好。”王艾笑得狡黠。

　　她已经看好了一家民办国际小学，正在准备报名。如果瑛瑛考不上，听说上海杨浦区新江湾城那边即将新开上海德国学校和上海法国学校，她打算到时候再去试试。

　　王艾看中的，正是基础教育阶段招收中国大陆学生的两大类国际学校：民办国际学校和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另有针对高中的公立国际班，但2013年教育部明确要进行规范进入政策性收缩。此外，还有一类国际学校只招收外籍学生。

　　《2015中国国际学校发展报告》显示：国内这四类国际学校的数量总计597所，属全球之最;其中上海88家，居全国之首。

　　“我不敢赌”

　　复仁平打算高中送凡凡出国。

　　他希望儿子能够见多识广，也认同国外的教育理念：“从小的培养并不是追求答案，是方式方法，它让你去思考。”

　　他将教育比喻为土壤：“不光是为了成才，还有对社会的认知、社交圈的形成、个性的培养……(不同的)土壤上长出不同的东西。”若等到大学，思考模式和理念已经固化，复仁平觉得太晚。现在又太早。孩子还小，他和妻子都是全职，无法陪读。

　　作为金融从业者，复仁平将家庭海外资产配比纳入考量因素。儿子出国读书的预算是1000万元人民币，一半留作凡凡从高中到大学的学费、生活费、社交费用等，另一半用于购置房产。

　　如今他和妻子年收入合计一百多万元，凡凡离初中毕业还有8年，在他看来，这个目标不难达到，这笔投入也很值得。他形容理想中凡凡未来生活的场景：“天空是蓝的，有阳光，脸上有善良的笑容。”

　　“房子和孩子，是城市中产最要害的利益关切，是这一阶层构成和身份认同的基础，同时也是他们焦虑的来源。”作者张之琪在澎湃新闻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这阶层有特有的壮志雄心与不安全感，孩子是他们完成接力式向上流动的希望，就像人类学家项飚口中的“蜂鸟”，“在社会阶梯上继续攀升的机会渺茫，又急于巩固与下一阶层的边界，导致他们始终挣扎在一个‘悬浮’状态中，或许只有振动或者奋斗本身能让他们感到安全和满足。”(见张之琪：《小别离》引出中产教育焦虑：挣扎在“悬浮”状态的中产，澎湃新闻，2016年9月)

　　“危机感”，是复仁平对自己状态的描述，也是筹划下一代未来时的情绪底色：“一个是空气、水、环境带来的;第二个是经济方面的;还有对国家规则的危机感，政策变化非常大，包括房产、教育资源、学区房……以后会不会变，会变成怎么样，不是你能预测的。”

　　如果可能，他希望孩子出国读书，而后移民。这与王华军和王艾的计划如出一辙。

　　但眼下，复仁平焦虑的还是“小升初”。儿子正在读小学二年级，妻子已经开始考虑民办小升初的升学率是多少，公办小学的升学率是多少，当中的百分比差额能够如何弥补。复仁平说，凡凡过几年估计会更辛苦。

　　他说：“孩子你当然希望他快乐，但是你敢给他快乐的童年吗?不敢啊。给我一个别人的孩子我能这么培养，但自己的孩子，我不敢赌。我追求的是他走上那99%正常人的道路。还有1%(的人)要么沉沦，要么爆发，但你不敢赌这1%。”

　　王华军也说：“就是把孩子培养成正常人。”他给伊伊18岁前的教育投入预算是至少三百万元。

　　“正常人的标准是什么?”

　　“像我们一样，读了大学，有一份工作，有一份体面的收入，有自己的价值观，做人比较靠谱、比较善良，这些基础的要求，就行了。”

　　“工作和体面的收入，至少保持和你一样的水平吗?那也不算基础了。”

　　“让她不要变成一个例外吧，在我们正常的城市中产阶级，或者说白领这样。但是不能说变成……也不能说民工就不是正常人，但是另外一个阶层了。”

　　“希望全部寄托在教育上?”

　　“教育是普通人的晋级道路。不上好大学就有前途吗?这个比例太小了。比尔盖茨退学了，扎克伯格退学了，那你跟人家比什么呢?跟万里挑一的人去比，是把自己跟天才放在一个水平上了。我们还是好好当普通人吧。”

　　“一样辛苦”

　　体制内的路，复仁平还在坚持。

　　他想为儿子留一条后路。国际学校的教育体系完全不同，即便日后能参加国内高考(精品课)，也没有任何胜算，所以踏进去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回头路可走。复仁平希望等凡凡大一点，给他自己选择的机会。

　　在专业人士眼中，这不是个好选择，两手准备面临行不通。

　　UKBS项目拓展经理陈曦辰表示，相比起公立或双语学校的学生，国际学校学生比较容易接受和理解国外文化，在语言方面的优势也更明显，因而在面试中具有更强的整体竞争力。

　　这就是低龄留学的逻辑：体制内外的教育路线始终是两个方向，两条腿走路的后果，多半不及一条道走到黑。

　　可下了决心，进了国际学校，路就好走了吗?

　　王华军很清醒：“国际学校也不轻松的。可能语数要求低一点，但你还是要去努力啊，参加各种活动啊。课外班就不上了吗?还得上啊。”

　　有教育培训业人士分析说，低龄留学首先要过语言关，去英美读高中英语成绩要能达到各学校的要求;成绩单也有要求，“A”越多越好;此外，兴趣爱好、实践经历等也往往被作为录取参考。

　　王艾还要考虑陪读的问题。考虑到自己英语不好，她将留学地点选在了澳大利亚墨尔本，因为那边华人多。2015年，她和丈夫在澳洲做了一笔投资，2016年初又刚买了一套房子。买房投资移民，为了瑛瑛的教育，她算是拼到底了。

　　值不值得这个问题，她已经不再去想：“花了那么多精力和钱，教育这不能去比，永远都不成正比的。已经做过了，就没什么好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