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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ironny，美国杜克大学女博士，居住在华盛顿。这才是美国编辑：荔枝。
在美国这7年，是一场游历，一场冒险，一场人生观的洗礼。从平凡到努力追求光环，到回归平凡。从cultural shock，到适应这里的生活，到reverse cultural shock，到能够在中国美国之间自如地穿行。有那么多事情看着一头雾水，居然慢慢也能学会，然后做好。有那么坎好像真的过不去了，却也终于安安稳稳全都跨过。也许没有了身边父母的指引，朋友的影响， 反而更容易长大，更懂得珍惜。
2003-2004 第一年
登陆美利坚的那天，我们12个人，结伴从上海飞往北卡。没有高楼，没有华丽的装修，有的是蓝天白云，红花绿草，和之间那些漂亮的小房子，和想象里的美国挺不一样的。在最初的几周里，忙碌得穿梭在学校的各个地方，参加各种orientation，吃各种免费饭，自己几乎没有开过伙。
我们系里（工程专业）有一半以上是中国人，剩下的也是印度的，南美的，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英语全都说不利索，所以大家默认只和自己国家的人hang out，用母语说话。上课老师讲的话我能听懂1/3，能猜到1 /3，剩下1/3听不懂，好在班里有美国同学，老师一提问或者让大家提问题，他们就冲上去了堵炮眼了，不用担心会问到我们头上。Office hour我是不去的，有问题我也问不清楚，有那个空问自己琢磨会儿就明白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学期，老板很喜欢我，因为我听话，学东西又快，而且除了吃饭睡觉，我没什么别的事情干，所以有无数时间给他干research。第一学期三门专业课，全部都是A，只有英语课得个B，总结一下，考试写公式和数字的哪怕上课听不懂也是A，如果是用英语的，就没戏了。
如果不是因为她的出现，她是我们的engineering school的dean·Stanford博士，她让我明白到，在美国，每个人都有机会，但你必须有勇气，敢想敢做，敢表现自己。如果不能有漂亮的表达，就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因为别人看不到你，也就看不到你身后的成就。
我问自己，你为什么要来美国？
如果你来美国就是为了生活在中国人的圈子里，用中国的方式生活，用中国式的思维处事，用中文和人说话，吃自己做的蹩脚中国菜，蜗居在电脑前推公式写程序读paper，那么你没有必要来美国，这些事情在中国你完全可以做的更好。
所以我决定走出我火柴盒一样的生活空间。所以第一步是要让自己改变习惯。我鼓励自己用英语去思考，我给自己创造各种各样听和说英语的机会，我去参加学校的，各个系的，本科生的研究生的event，和不同的人聊天，学到什么就在自己心里默念几遍，然后找一切机会现学现卖，social对于我们来说不单单是学语言，也是学生活，学交际，扩大朋友圈子，很简单的道理：局限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是无法真正体验美国生活的。
我还给各种customer service打电话，和他们argue，和他们询问这个那个的服务，他们的工作就是陪顾客聊天，所以你说，他们就得陪着，就这么简单。我也去mall和sales聊天，谈话通常从我指着一样东西问what is it开始，然后人家说了以后，我paraphrase，用自己理解重新说一遍，到人家说exactly为止。渐渐地，我体会到用非母语把一件事情说清楚， 把一个观点表述清楚，甚至把一个人说服了，是技巧，更是艺术。
我参加研究生学生会，我们系外国学生多，都没啥民主意识，我冲出来volunteer，理所当然就成了我们系代表了，每周在会上要发言说说自己系里同学的活动心声，回来要和系里同学说说学校有什么机会啥的。
因为做了系里的代表，名字就会被抄送来抄送去，系里的老师就都知道我了，觉得我是小学生头，有什么大事都还告诉我一声啥的，我们dean都定期和我有appointment，聊点这个那个的事情，从我这儿听听学生的声音，我有了更多接触她的机会，她告诉我了很多她的故事，一步步成功的经历。她说，you can do better than me, if you keep up the good work.这话我至今记得，也许在于她只是随口一说，对于我却是莫大的鼓励。
当了代表没几个月，就赶上全国开研究生大会，在DC，作为我们研究生会里少数minority面孔，我就被选中代表学校去开会，以显示我们的 diversity。于是，我屁颠屁颠地坐着同去的美国同学的车，来到了DC这个七年后我生活工作的城市，在capitol hill上做lobby，挨家的去找senator要求取消研究生stipend的征税。
在中国，要见个领导有多难，在美国，我第一天上学就见到了校长，去趟国会山，就见到好多senator。无论政治家们内心有多阴险，他们看上去都好nice，有个senator还让我在他办公室坐着拍了个照，我给爸妈发回去，差点没轰动了我们半个城市。
2004-2005 第二年
第一年的暑假我回国了，我老板的学生都很听话（系里的中国学生其实都很听话），所以让他最头大的估计就是我了，我的lab-mates一般老板说什么就算心里不高兴也不敢吱声，回到lab里又抱怨，我有什么不同意的，我就丁是丁卯是卯和老板说，谁说得过谁就按谁说的做，被说服了就去做，心里没结很舒服。
我当上了中国学生会的主席，颠颠地组织大家去接新生，去学校要钱然后办活动，因此和学校的很多部门都搞得很熟很熟，其实私立学校都是很有钱的，这些钱来自于学生，所以里面有一块是专门留给学生花的，你找一个好的理由去要，它就会给你，然后你就可以去做点事情，这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理在美国其实是民主的一部分，政府花钱也是一样，你想少交一分钱税是很难的，比你想个办法去申请笔funding要难。
这些经历让我懂得了，在美国，有很多很多这样那样的机会，但它们不会砸到你头上，而是得你去争取，你得告诉别人你想要，如果有好几个人要，你就要告诉别人为什么应该给你而不是别人，为什么你的想法更值得被fund。任何事情，如果有 competition，就要敢挺身而出，捍卫自己的想法，hold your position，否则就算事实上事情做得比人家好几倍，还是会输。
第二年在research上遇到了一些瓶颈。我不太喜欢我老板给我的题目。我的老板是属于很nice一类的，很典型的中国学者，聪明（博士读了两年半就毕业了），努力（拿到tenure以前是7 点来lab，11点走），但是不是一个好的business man，不善于sell ideas，不善于言谈，所以纵然学术很强，也受人欺负。所以他对学生的要求也一样，希望大家勤能补拙，表达的缺陷用加倍的学术水平来弥补。
这点上，我心里并不赞同。我本来research就很一般，比中国同学差，比美国同学好点，如果再来个做8分，只能讲出4分，就彻底没竞争力了。我知道我跟着我这 nice的老板估计肯定是朽木一块了，所以我决定自救。
我们那学校的EE一般，但是BME很强，我对医学的东西也比较感兴趣，我和老板说我想做医学应用， 老板回答，我没钱。我见过有人读到一半转系的，有人转老板的，有人被老板派去和别的系一起做项目的，但我没见过学生自己去找合作项目搞钱的，不过我想试试也无妨，美国没什么不可能的。
所以我就去BME系找老师。我去学他们的原理，然后sell我的算法，告诉他们我的东西可以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还真的让我在一个全国有名的组里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应用，对方同意教我数据采集，用他们几百万的机器做实验，然后用我的算法处理数据，于是两个老板就用我的idea写 了个proposal，很快拿到funding，我就开始做我想做的事情了。
然后我又想反正我也在BME做research了，不如拿个BME的MS，有此想法跑到grad school一问，回答说理论上可以，但是如果想不交学费，必须EE的老板同意，EE的系主任同意，BME的老板同意，BME的系主任同意，再加研究生院 院长同意，被告知难度比较大，至今还没有先例。
我发现我的中国式思维真的开始变了，以前我会想一件没有先例的事情多半也做不成，做不成不如不要去做。而那时候我却想，如果一件事情没有先例，那么我就可以放手一搏，做不成无所谓，大不了就还是没有先例，做成了我就是第一个了。
无数的persuading，无数次地defend自己的想法，当我最终拿到五个人的签字的时候，觉得太有成就感了！
我身边学理工科的学生大多很专一，每天想的就是research，大家平时见个面，三句又说到research上，好像别的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比较喜欢折腾，坐不太住，一个礼拜做一件事情会疯掉的那种。
所以我就满世界的找事做，除了去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之外，我就跑各处去上课，我在business school，medical school，law school都上过课，反正PHD学生多选课是不要钱的。b-school和law school的课和engineering的课很不一样，很多reading，很多课堂讨论，每个人都suppose要发言，要take participation，相比之下对表达的要求比engineering school更高。
开始是不适应的，憋半天把答案在心里说了好几遍才敢举手，慢慢也就习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其实那些classmates说的仔细想想也实在是很平常的东西，人家自己觉得很brilliant，说出来就中气十足的，我也有我自己unique的想法，说出来就完了。business school那个老师特别喜欢我，秋季学期上完课的之后，问我愿不愿意做春季课的TA（助教），于是我又颠颠得给MBA做了一学期TA。工程系的PHD跑去B-school做TA，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又是史无前例。
2005-2006 第三年
在这里不得不说说我的男朋友，爱折腾如我，他总是一如既往的支持，做得好就表扬我，做得不好就提醒我，失败了鼓励我，被人批评了他顶我。他本来是要本科学校读博的，我走了之后几个月，他思前想后还是quit了，然后申请出来和我在一起。现在想想，两个人在一起真的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做很多了不起的事情，没有对方在身边分享，那也没有什么意思。
第三年搬家住进了house，在一个single family house的neighborhood里，有一个小院子。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做什么事情都要努力找最佳契合点，买东西要买好的，但又不能贵，我们住的house拿到了一个特别好的deal，2000多sf（平方英尺 Square Foot/Feet ），只收$450一个月，包水电utility，比住apartment环境好很多，却反而便宜，房东的条件只是要我们定期割下院子的草，等于house sitting，对我们来说，割个草有什么难的，当是去趟gym了。
都说中国人经常讨价还价，其实在美国才真的是什么都可以negotiate，买家具， 买床垫，找任何的服务，租房子，在mall里买个skincare送礼物，全部都是可以negotiate的，只要你有砝码就可以谈。而negotiate的关键不是在于你知道你要什么，而是在于你知道对方可以接受什么。尽管你始终是在关心自己的gain和loss，但话到嘴边，讲得一定是对方的gain和loss。这个事情当我多年后上negotiation课的时候， 惊叹当年我实践得出的经验与真知如此接近。
第三年的research做得没什么波澜，第二年末就顺顺利利把master给拿到了，第三年春天又把prelim做了。
PHD的定义是你毕业之后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做research的，约定俗成有两条路，academia或者industry，我们系毕业去 academia的很少，一般都是那几个美国学生，国际学生因为这个那个的原因，多半都是去industry。
我两个老板都很想我去做faculty，中国老板觉得我表达很好（相比于中国学生），美国老板觉得我学术不错（相比于美国学生），其实我知道我都是三脚猫，为人师表，有点惭愧。另外，有件事情基本让我把academia的门关上了。
我老板让我写过一篇paper，是第一年时候做的一个东西，实话实说，我觉得没什么东西，事实证明，也是peer review批评比较多，我和老板说，要不算了，这玩意就算有发明也是点皮毛啦，没做什么实际的贡献。老板听我一说upset了，他指着他那满书架的IEEE杂志，说你看看这一堆东西里面有几个是真正的revolution，多数的文章就是在灌水。
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一个人不需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对自己做的事情必须有认同感，如果做学术的自己都觉得自己在灌水，理由是身边大多数人也是在灌水，那么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去做它。
所以academia就被我否决了，剩下industry觉得可以去试试，毕竟industry做的比较实用，哪怕技术上讲不怎么惊天动地，能带来真实的产品提高或者成本降低，也算是有意义的事情。于是第三年的暑假就联系了行业里的三强之一S公司的研究中心去实习。
这个研究中心在NJ靠近Princeton的地方，环境很好，第一个礼拜做得挺有味道的，但没过多久那种无聊的感觉又来了，每天完成工作真正需要的时间只要2-4小时不等，也就是说一天有一半时间是荒废掉的，无论是等程序运行，上网闲逛，还是和同事聊天，哗啦时间就过去了。
这个site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人印度人太多，做事方式还是中国那一套，我们组manager是中国人，人很nice，但是英语表达实在很抱歉， 所以他能不说英文就不说，组里反正基本是中国人。大家平时也基本说中文，中午大家都带饭，然后热了在一个大multipurpose room里一起吃，吃饭的时候中国人和中国人坐，印度人和印度人坐，剩下的欧洲同事就和欧洲同事一堆。
大家在一起吃饭就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者讨论一下 bbs上的哪个坑，在要不就是说research，反正这个site后来是把MITBBS屏蔽掉的，员工上班不能上，可见这地方有多中国圈。我觉得这个工作的pay很对得起所付出的劳动，但是那些正式员工告诉我，相比于别的公司的Research Center，这里是算比较累的，而且在high tech领域，尤其研究中心，外籍的比例就会很高。
这个挺打击我的，也就是说如果在industry工作，就要准备好过这样的生活，轻松，高薪，但是封闭，没盼头，还要deal with亚洲人特有的办公室政治。我现在很庆幸我去做了这个intern，这是体验生活的最好方法，有时候理性得去看待一些书面的材料，比如薪水，location，career path等等，都是抽象的，不如深入其中，闭上眼睛，follow your heart去体会：这是我未来10年想做的事情，想呆的地方吗？intern完之后，我的答案已经很清楚了。
2006-2007 第四年
从S intern回来，得到一个噩耗，老板说我们那个项目到期，本来是自动要续的，funding cut，明年5月到期，老板说，要么找点别的东西做，要么就快点做，争取5月毕业。从说这句话开始到5月，还有8个月的时间。
如果我要毕业，就意味着要在 8个月里把prelim propose的那堆东西做完，要写论文，要准备答辩，然后还要找到工作，不是任何一份工作（找一份应该对我不太难），而是一份合适的工作，然后要搞定工作签证问题（否则身份就有问题了）。
老板说你可以试试，但我strongly doubt你能做到，如果你做得到，那么你是一个superwoman（这些是老板原话）。funding cut不是我能左右的事情，但是8个月毕业这件事情成不成不在天，在我。我有控制权的事情，我就应该去做到它。
有想法没行动＝白日做梦。把所有要做的事情都详细列出，把所有可能的困难都想一遍，具体的timeline，并且想好fall back plan。有了计划事情忽然就简单了，因为我只需要按计划做就是。
找工作相比就太需要主动了，尤其是在决定了不去做faculty，而且犹豫还去不去industry之后，一时间基本没有头绪我到底要去干什么，去了一些career center的活动，找一些alumni咨询，看各种论坛，慢慢就有点想法，觉得做management consulting还挺好的，尤其M大公司有个APD program，专门招advanced degree的，所以就投了些简历，很快就有一些回音，收到M的第一轮面试通知，表现不错，进了第二轮。
Thanksgiving cruise一趟回来之后，就去M第二轮面试了。面试是三个case study，两个做的非常好，有一个interviewer都说我一定会推荐你，希望以后有机会和你一起做project了，但是我砸在了另一个case 上。
面试的是一个associate principal还是partner级别的人，印度裔的，case本身没有问题，我很快想到了好的framework，开始给他讲，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板着脸，很不高兴的样子，然后打断我，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我怎么讲他好像就是不明白，很明显他不喜欢我，十分钟之后，我有点乱了，我有种感觉我完蛋了， 越是这么想就越着急，后来就都不记得开始自己的思路了，越讲越没信心，对他的问题实在抵挡不住了。
面试之后，我收到了这个人的一个电话，他告诉我，我的其它表现都特别好，但是我没有通过他特殊的测试，他说在M，在consulting行业，当一个年轻的consultant被派出去做项目的时候，经常会遇到来自客户内部的抵触，资深的主任们为什么要听一个小孩bullshit，他们会challenge你，有时甚至你的solution很完美，他们的问题很无耻，所以他就模拟了这样一个场面给我，看我如何来处理。我的中国朋友表现很好，最后拿到了M的offer，现在已经辞职回中国做企业内部的策略经理了，我非常看好他的。
对于M的一个梦忽然中止了，不管它有多适合自己，有多少的遗憾，有些事情错过了就没有回头。从M回来，我沮丧了一段日子，我曾经离终点那么近，现在又回到起点。M之前基本上只在学校网站上投了投简历，M之后才把简历往外发。
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MIT的 career center网页上有PHD jobs outside academia，讲到这个option，说有律所在一定情况下会破例招收有PHD的人去做知识产权法的工作，然后sponsor去law school。我当时眼前一亮的感觉。其实我最想要的是一份工作可以用上我整个的skill set。
我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我首先是一个工科PHD，我不是科研人才，但是我热爱技术，并有很好的技术背景，其次我喜欢和人打交道，喜欢表达，喜欢接触新的事物，新的挑战，最后我喜欢写东西，我高中想读文科，我们老师、校长和我急了，说浪费了我理科的好料，高考我又想以理科生身份报考新闻系（有些学校可以 的），但是后来报送理工科学校，想读文科的想法再次泡汤。
人生的一些想法有时候暂时不实现，它也会在你心底深处一直藏着，在合适的时候，会有什么东西再次触动它，然后你发现其实你从来没有忘记过，也许这才是你真正想要的。所以我就拿了一份top IP law firm的list，一个一个去人家网站上用最笨的办法投简历。
投完简历我就回国过年了。回国前一天，我收到了一个电话，我还没反应过来，对方就开始一直说，我只听到是一个 law firm，然后对方就问我为什么要申请它们之类，这就是传说中的电话面试吧，可怜我连她是谁都没听清，我说什么好呢，于是只能胡说，对方最后只说了句thanks for your time，就挂了。
晚上回家，我查了电话号码，我的天哪，原来是NO. 1的IP律所F啊。第二天早上，在芝加哥转机，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心里一直好懊恼自己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不甘心，我又一次想起了M的经历，也许 out of nowhere的电话本身就是一种测试，我应该再努力一下。
于是我拨通了对方的电话，我很坦诚得告诉对方，我昨天没有听清她的名字，所以如果那是一个面试的话，我肯定fail地很惨，但是如果她愿意再给我10分钟，我一定会让她改变她对我的看法。so she did, and I managed to impress her. 我下飞机回到家，就已经收到了她的email，她说她没有遇到过一个candidate，在如此差的表现之后还有勇气打电话给她要second chance，并且成功说服她的，所以F邀请我去onsite。
我觉得M给我的伤痕在那一刻被抚平了。过年过得很开心，虽然我每年都和男朋友回国，但是回去过年还是第一次，我有太多东西和中国分不开，以后不管做什么，中国背景都将是我的一个 asset，而不是缺陷，所以我冒着被check的危险年年回国，体会和适应国内的变化，和朋友们吃饭聊天，最重要的是陪父母外婆尽孝心。
当我有很多offer可以选的时候，我才发现那几千甚至上万薪酬的差别有时候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这是一个影响到很久将来的决定，money is good, but it’s just a means not an end。
3年零10个月，除去每年回国的时间，4个月intern的时间，大概是3年多一点的样子，拿了一个PHD，一个外系的MS，修了80几个学分的课，做了一年中国学生会主席，三年研究生院代表，带着M给我的教训，和之后那些offer给我的信心，我离开了校园。
2007-2008 第五年
工作和在学校的时候还是挺不一样的，我们所没有什么training，一下子就把我放到第一线做事情，开始什么都不懂，要靠不断学习人家的work来改进，也要靠在不断做的过程中来熟悉每个领域，每天都在take in无数的信息，技术也好，法律也好，都是新的。
上班的同时，也开始准备9月的LSAT考试。一年前我都无法想象自己会去读law school ，而且还是免费去的。读PHD的时候，去law school听过一个课，那时候觉得law离自己好远啊，那些忙忙碌碌的law student和我简直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工作上，即使同事很nice，他们也无法真正体会一个外国人做美国法律会遇到什么样的困惑，甚至连OPT期间不用交SSN和medical care这个事情，我都要自己花半天时间去研究IRS的pub，然后去说服我们HR的人我是对的。
申请学校上，中国人读JD的总体不是很多，大部分是国内法学本科毕业出来读LLM的，或者是LLM后来转JD的，所以他们的经验很难借鉴，而很多美国学生的申请论坛，也不会告诉你怎么去搞中国的成绩单之类的事情，总之，being somewhere in the middle, you are on your own。
我是一个相当不善于标准化考试的人，每一次标准化考试我都要靠别的途径去弥补，我上大学的时候是保送的，所以成功地规避了高考，出国的时候GRE和托福都很一般，只能在PS等申请材料上下功夫，我老板招我是因为他被我的PS打动（是老板后来亲口告诉我的），当我再一次面对LSAT这个最难的标准化考试的时候，我依然不能逃脱这样的宿命。
law school的申请还不像grad school，录取的大头是看LSAT和本科成绩，而对外国学生（本科不在美国念的）来说，本科成绩也基本不看，所以说到底就要看LSAT。如果LSAT考接近满分，那么几乎申请交张白纸就可以拿到admission了。
用我后来学校的招生办主任的话说，申请是跨门槛，好的LSAT会把你垫高很多，在其他方面你一般就可以跨过门槛了，反之，并不是你没有机会，只是说你要用别的把这个落下的高度补回来。可惜我是后一种，注定了要拼尽全力去够的那种。我的PS 写了五稿，推荐信拿了6封，好在无论以前的导师还是现在的老板们都对我印象不错，所以每封推荐信都写得很有分量。
我在工作中给一个很难please的partner干活，每一个人都警告我这个partner有多tough，听了很多horrible story，然而以前的经验告诉我，tough的人只是有更高的标准，如果你能达到这个标准，那么他会比别人更赏识和信任你，于是我就默默地努力。当我服务的客户不断地去这个partner那里夸我的时候，partner亲自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很满意。他得知我要申请law school，就主动说帮我写推荐信，并且还去说服了我们所最资深的partner给我写。
我们的这个资深partner于是把推荐信直接写到了我想申请的法学院的院长那里（他们都是很好的朋友），他说，我虽然没有和这个年轻人有过很深接触，但是我们所最苛刻的partner告诉我一定要把她推荐给你们，所以我确信这个年轻人一定不简单。就这样，我以比较底的LSAT，拿到了DC周围最好的两个法学院的admission。
有的时候，自己把标准定的高一些，勇于去接受比别人更大的挑战，也许一时显得很傻，但以后一个不经意的场合却会帮你一个很大的忙。我感到如此幸运，不是因为不劳而获，而是因为努力终有回报。
拿到admission那天正好是情人节，是一个星期三，中午收到信，兴奋得给男朋友打电话报喜，晚上回到家，看见他居然站在我家门口等我，我的天，他大老远从北卡开过来了！
他做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情是有前科的。我博士答辩那天，他原本是在马里兰做 intern的，晚上答辩完了我就一个人跑去逛mall，看电影，等到电影院门口，看到这个人居然在那里拿着盒 Godiva巧克力朝我笑呢，原来他早就偷偷跑回来了，陪我看了个电影，第二天天没亮又走了赶去上班。每个女生都爱礼物，不过在我看来：再好的礼物，都及不上一个懂得浪漫，懂得珍惜你的男人。
2008-2009 第六年
我的JD生涯在我懵懵懂懂中开始了。在law school，1L的竞争是白日化的，JD三年就是这样的，第一年拼命地学，第二年拼命地面试，第三年拼命地玩。JD学生最后的Offer通常是第二年暑假summer intern的地方给的，而summer intern是第二年刚开始就申请的，念书不是只为拿一个学位，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不能真正的学到东西，那么拿一个证书没有意思。
law 的学习方法和engineering很不一样，每天的reading assignment多，然后到课堂上基本上是讨论这些读过的材料，上课要看发言，既有自己举手，也有on call，所以说白了是以自学为主，老师点拨为辅，考试是考实际应用，全部是open book，不需要背任何东西，但又绝对要对内容烂熟于心。
law和science的最大不同是：science我们总是在追求正确答案，如果不能证明它正确，就去证明它错误，没有“可能”，没有“模棱两可”。但是law没有正确答案，law的nature决定了任何事情都可以argument from both sides，作为一个律师，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找你代理，你都要从浩瀚的法典和案例里去寻找支持你客户的论据。
我觉得辩论这个事情真的是很有趣，你要用层层铺垫去说明为什么你是正确的，对方是错误的，而且这些观点要以第三方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表达，因为最后评判输赢的是这个第三方。这也是为什么总统议员多半是律师出身，debate和上庭make argument所用技巧大同小异。
有argument，就有counter argument ，所以在用任何一个argument的时候，都要去预期对方的counter argument，然后准备好如何来反驳这个counter argument。law student必看的一本书叫做getting to maybe，从工程师的mindset到一个律师的mindset，就是要把一个非黑即白的世界变浑沌了，然后练就一身你说他是黑他就是黑，你说他是白他就是白的本领。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的同学忙忙碌碌多半是为了找一份工作，而我忙忙碌碌是为了学我感兴趣的东西。人的发展是有一些特定轨迹的，沿着别人的轨迹走往往事半功倍，而你本身又在加深这条轨迹，久而久之，这些轨迹因为如此的深，使得人觉得非这么走就不行了，反而禁锢了思维。比如PHD就应该去找教职，不找教职就找公司研发，比如JD就是要第一年拿个好成绩然后去拿一个好的summer intern。
我经常听我身边的同学朋友说，我读PHD，因为I have no choice，我读完PHD，找不到教职我就得做postdoc，因为I have no choice，我要申请绿卡，因为没有绿卡就找不到工作，就不能转行，就不能回国，I have no choice。Well，我总是和自己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you always have a choice.
如果只是因为觉得非如此不可，那么事情不管做的成做不成，都不会有成就感。我的Torts老师在最后一堂课，对我们说，不要觉得因为你做之前做了什么，之后就一定要做什么，你只做你想做的事情，为此你可能付出别人无法想象的努力，遭遇别人的不理解，遇到别人遇不到的困难，但是，hey, it feels so good when you did it。
她临走前，在黑板上写下五个字送给我们，DO WHAT MAKES YOU HAPPY，为此我热泪盈眶。我觉得自己一直以来不妥协不放弃，坚持去做自己有认同感的事情，无论多么难，都努力去披荆斩棘，为的就是这几个字吧。
这个世界上没有超人，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关键在于懂得自己独特的地方，然后寻找自己的perfect niche。没有一种成功可以复制，只有struggle to success的方法和心境可以借鉴。牛人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定，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了自己的perfect niche。
IP law 对于我，现在看来还是一个不错的niche。因为patent law是基于技术的，而且通常是cutting edge的技术，所以有些案子很自然会要求很强很专业的技术背景，当时有一个litigation案子，正好firm里就我懂这个技术，那个 partner就像找到救命稻草一样找到我，在engage客户的阶段就involve我，把我放到第一线去见客户，跟他去做presentation。
后来客户因为看到我真的很懂这个技术，把原本想给另一个firm的这个案子给了我们，partner专门来我办公室和我说 congratulations，做成这样的事情，真的很有成就感，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别人学不到的宝贵经验。还是那句话，生活is all about砝码，要努力获得砝码，也要懂得运用砝码。
除了技术背景之外，我的中国背景和语言优势也给我带来了很多机会。在law firm，语言和外国背景绝对是一个plus。我们有不少asian的客户，firm都喜欢让我们这些亚洲面孔去impress客户，通常也确实是亚洲人更能理解亚洲人的思维模式，交流更有效。
同时，F和很多firm一样，一直在探索中国市场，以前在日本和台湾的成功经历使得firm都很重视中国，作为下一个strategic market。这一年，F在上海开了中国办公室，需要有人经常地去中国做rotating attorney，我就报名了，很幸运地成为这个team里唯一一个没有过bar的成员。
此后， 我每年都会在中国工作一段时间，在中国期间，有比在美国更多的机会，直接去面对和engage客户。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穿梭，在美国improve自己的practice，上law school，在中国improve自己的clientdevelopment/management的能力，还能和爸妈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尽尽孝心，觉得与我心中想做的事情很契合。
我们还没有绿卡，但是我这个人很不喜欢生活的局限性，我对自己说，what the hell，该去哪儿我还是去哪儿，想做什么我还是去做，与其因为一个身份问题而放弃某些机会，我宁愿冒险。
事实上，我们去过很多地方，护照上有无数个签证，除了我PHD第一年回家被check了一下（其实主要是check我老板），之后签证都一帆风顺，我们去加勒比cruise，去以色列出差，去中国 rotation，都签证，上海签证处的人都认识我了，每次去聊两句就过了，反正我是签证的老油条了。
可见有些事情是纸老虎，你越把它当回事，它越挡着你，反而让你失去了很多属于你的机会。经常看到幸苦等绿卡的故事，觉得等拿到绿卡，我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而事实是，大多数人，拿到绿卡，生活没有任何改变，反而白白等了好多年。
机遇是给准备好的人，不是给拥有一张纸的人，这个和拿学位是一样的，学位有时候可能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不是拿到 PHD学位就一定有教授当，不是拿到JD就一定可以进big law，nothing is guranteed，能不能做还是看自己。我经常告诫自己，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2008 年的秋天，男朋友也从北卡毕业了，在DC找到工作，搬过来团聚了，我们终于结束了DC-NC的commute生涯，开始考虑我们在一起的事情，弹指一挥，我们俩已经在一起8年了，出国前觉得自己都还小，现在在国外风雨同舟，不觉间就27了。在家庭上，我们真的是落后分子，但是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成家就要有家的感觉，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像家的样子。
念PHD的时候，身边有很多人回国登记一下就算结婚了，挤在租来的apartment里抚育宝宝，去参加过几个朋友的婚礼，基本上就是请大家吃个饭，这都很正常，学生时代大家经济都不宽裕，没有什么随心所欲的资本。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们俩心照不宣地觉得应该在自己有了能力之后再去make committment，当然，这个观点我现在还不确定是不是对的。
anyway，我们就这么拖着到了27岁，2008年底，我俩看了看自己的存款和收入，觉得经济上够做这些想做的事情了。于是2008年底，我们开始在DC周围看房子。
拿到钥匙那天，心里那个美啊，自从出国之后，我们都没有拿家里的一分钱，从2003年带着5000个美刀，三个箱子登陆美利坚，六年后居然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在美利坚的土地上成为有产阶级了，说实话，我感到很骄傲。
2009-2010 第七年
有了house，不管你需不需要工作，不管你有没有嫁人，你都是house wife，里里外外比住租来的房子多操好多心。我家装修比较老，就需要一点一点update，现在已经把厨房整个翻了重新做了，接下来要做 bathroom，地毯也都换成了hardwood floor。
另外，因为我们是从1 BR apartment搬进这个大house，家具连一个房间都塞满，所以又折腾去北卡买家具，一个一个房间的furnish起来。这每一件事情，都付出了数的心血，都是我一个project，从什么都不懂，到成为expert，把事情做好，经历了太多过程中的痛苦和成功后的喜悦。
做事情从不懂到懂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如果总是重复在做自己懂得事情，只能说明在原地踏步。做一件事情，我总是事前向很多人请教，听大家的经验和建议，但是我从来不跟从别人的想法和做法，我把它们作为砖头来建我自己的城堡，我的做法必然是融入了我自己想法，有我自己特点的，我只做我喜欢的东西，但是别人的经验真的可以让自己少走很多的弯路。
我发现我做什么事情基本上都是以比我大五六岁甚至十岁的人为目标，20岁的人不能去和50岁的人比成功，环境机遇人生的积累都大不相同，但是可以试着去超越时间，读PHD那会儿大家毕业的平均年龄是30岁吧，所以我赚了4年的光阴，同进firm的人，一般会在2年后开始读法学院，我用了一年，所以又赚了一年，我28岁买房子settle down，开始资本的积累，比我身边的朋友好像也早一些。
几年的law firm 工作，加上law school，加上要take care of房子，我慢慢意识到了人生最重要的是时间，是quality time，钱不过是获得quality time的一个途径，不是唯一途径。quality time有很多成分，生活的质量是一部分，事业上的成功感是一部分，家庭是一部分，万事都是在寻找一个平衡。我做事的方式，价值观都因此而在改变，我们不能改变一天只有24小时的事实，但怎么样过好，过得有效率，过得开心，全部都在于自己。
2009 年8月12日，是我从上海rotation回来那天，也是来美6年纪念日，男朋友把一枚大大的T钻戒递到了我面前。这个男人等那么久，原来是要等自己攒够三个月的工资去给我买戒指，真够傻的。这下我又有了一个新的project，就是准备婚礼。
写到这里，把我这7年都差不多写完了。之所以要写出来，完全因为这是给我自己的一个纪念。看看7年前的我和7年后的我，我不知道再过7年我会在做什么，又会有什么样的感想。The beauty of life is in its uncertainties。我对未来非常非常地期待。
温哥华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