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天空
硅谷，是个散发着光环的地方。对身在其中的一群35岁“高精尖”工程师来说，硅谷更像一个养老院，福利虽好，但无形的天花板让他们只能成为螺丝钉。他们试图用归国创业来挣脱看似注定的命运，却没料到一路上危机重重……
这辈子好像就这样了。老梁（化名）在自己的35岁生日宴上叹了口气。
在旁人看来，老梁是让人羡慕的——5年前从美国常春藤名校拿到了博士学位，之后顺利进入Google硅谷总部工作。又因为有博士学位和在校时发出的有分量的论文，毕业不久就拿到了美国身份。
同时，老梁在房价赶超北上广的硅谷有一套50来万的公寓。相对比其他升职顺利的工程师惦记着咬咬牙买在斯坦福大学隔壁200万的学区房，这样的生活显得不算宽裕，但对比那些非科技公司职员来说，这又是让人羡慕不已的。
但老梁在硅谷呆的越久，工作经验越多，他就越对自己失望： “难道这辈子就这样了？不上不下。”在他看来，硅谷像个养老院，Google有不错的薪水、细致到家的福利，但在这儿它实现不了个人价值，无法突破天花板带领团队，但他又不甘心一辈子自己在码代码。想想公司里20出头的、冲劲十足的年轻人，他有些绝望。
在生日宴的第二个礼拜，老梁咬牙辞掉了Google的工作，留下太太和儿子在硅谷继续保留美国身份，毅然回国，加入了阿里巴巴。而他身边，还有其他一群“老梁”在犹豫和观望。
中年工程师的回国野望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35岁就成了中年危机的代名词—— 尽管硅谷的中年工程师们生活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压力，但是他们仍然避免不了职场上危机的到来。
这批在全世界人都羡慕的科技巨头工作的中年人们在内心，有些时候对自己是否定的——他们认为在这个对工程师来说最好的时代里，他们其实可以做的更多，却因为无形的“天花板”成了一枚科技大公司里的螺丝钉。
尽管硅谷可以提供给他们足够的钱。根据美国2015年的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来看，美国人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数在5.5万美金左右。在硅谷，个人收入中位数也仅有7.6万美元一年。而硅谷科技公司，尤其是所谓的“FLAG”（Facebook、LinkedIn、苹果和 Google）四大科技巨头里，工程师的个人年收入大概20到40万美金。
“尽管这样也不错，但是我想试一次，再上一层楼。”老梁说在硅谷再“混”个十年，也没有可能参与到公司层面的决策和战略的讨论。老梁说自己一直想“做点事儿”。
“在美国做工程师，很快就可以有小富即安的生活。但中国工程师想要打破这种固化的阶级——越来越多的硅谷人相信要想大富、大成功还是得回国。” 吴睿智说。
而这样的“大富”并不是这一代华人工程师凭空的臆想。硅谷回国创业、加入科技公司担任要职的先例——无论是离职Google回国创立了出门问问的李志飞，还是从斯坦福大学回到中国打造了小红书的CEO毛文超，都是仍然滞留硅谷工程师内心渴望成为的样子。
而硅谷工程师这种犹豫着想要通过回国改变“命运”的欲望，往往会被一封或几封安静地躺在LinkedIn账户内的猎头或者来自中国科技公司的HR的站内信所点燃。
加入独角兽！
吴睿智和老梁一样，也曾经是硅谷的一名工程师，后来他开始兼任硅谷最大华人工程师社区巷CEO，来来往往的中国公司见多了，也加入了国内的一家势头颇为强劲的人工智能公司——Rokid，并担任公司的北美负责人。
加入Rokid，尽管还留在硅谷分部，但他却需要时常地中美两地出差。对吴睿智来说，半只脚踏进国内市场，比老梁那样不管不顾抛下家庭直接回国要来得稳妥。
但更多的是中国公司还是希望能直接把人带回国。几家竞争对手同时来硅谷掀起新一轮人才争夺战就是个很好的证明。而人才拉锯中，火药味最浓的，就是在中国剑拔弩张的两家共享单车巨头摩拜和ofo。他们在Uber总部旧金山扯起了擂台戏。
“Uber撤出中国后，ofo和摩拜都来硅谷抢人，而且就盯准了Uber美国总部的华人工程师。”知情人告诉“硅星人”（微信 ID：guixingren123），为了比对方抢到更多的人，两家共享单车公司都不断加码，为“猎物”提供超高薪水和高出预期的职场上升机会。
一个有几年工作经验的普通工程师转身回去就是负责人甚至是总监，这种突然飞上枝头带领团队的机会是这些工程师在Uber再多干5年也得不到的，更不要提还有这些超高估值的创业公司的期权和股份。“说到底技术能力比国内的工程师好多少不好说，但是把这群在北美的人溢价（overvalue）挖回去，资本的故事就更好讲（吹）了。”知情人说。
而在整个Uber抢人战中，ofo的首席产品官陈为就成为了替公司冲在前线的第一人。
今年3月，早前为Uber中国产品负责人的陈为加入ofo担任首席产品官。陈为有着很强劲的跨国背景和人脉，尤其是她曾在硅谷学习、生活的经历让她成为了ofo和硅谷人才的桥梁——她不但拥有硅谷最顶尖学府斯坦福大学的MBA学历，且在2015年加入了Uber位于旧金山的总部，任资深产品经理。更早时间，她也曾供职于微软、甲骨文、SAP等硅谷科技公司。
“据我所知，陈为这两年有很长一段时间往返于中国和硅谷，并且在硅谷不断地见人、挖人。”知情人表示。
和陈为一样一回到国内、大踏步前进的人并不在少数：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选择回国加入一家势头凶猛的独角兽公司。
出生在北京，十几岁就来到美国读书，并且已经在美国呆完第17个年头的邹嘉同样曾经是Uber 旧金山总部里中国团队的一员。曾经在Uber带领一个小团队负责产品研发的他已经成功被摩拜单车说服拉回国内，成为摩拜单车的新任副总裁。
离开生活了17年的硅谷回到北京是一个对整个家庭影响都很大的决定，但整个决策过程他只花费了两天。“公司找到我的方式就是聊天。摩拜的CEO其实早前就是Uber的总经理。看他发展不错，也很相信公司的愿景，所以我自己很快做出了决定。”他说。
邹嘉多次提到摩拜中西合璧的团队背景，除了CEO曾经在Uber中国工作过，CTO曾经有一年以上的海外工作经历，其他5个副总裁也全部有海外或者至少外企的工作经验让他更加坚信回国加入摩拜是非常适合自己的决定。
“在美国，我不可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决策。但现在加入摩拜以后，我真正地能感觉到我们在改变世界，至少我能真切地感觉到我能带给公司的直接价值是什么，也能清楚地了解公司能给我什么样的成长空间。”邹嘉说。
邹嘉表示自己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带领更大的团队以及处理新的问题的确有很多挑战，但是正是这些挑战推动他继续学习，变成更好的自己。
“这是我一直想要的生活。事业上视野更宽，能够看的更远。”邹嘉表示。回国的确满足了他曾经在硅谷对于回国的这些设想。他身上的硅谷光环的确在入职时让他比其他竞争者更有优势，也让他获得了更高的薪资待遇。但这样的光环可能也就能持续一个季度，之后，只有过硬的能力才能给他的硅谷光环续命。
在他周围，从Uber美国离职回国加入摩拜的大概有4、5个人。其他从Uber加入摩拜的员工也发展得很顺利——在美国可能只是一个Tech Lead，但是到了摩拜以后基本都升任了高级经理。一次回国的跳槽基本能让他们职位上升两到三个台阶，如果在Uber硬熬的话，最少也要六七年。
邹嘉在加入摩拜之后，也曾经作为说客劝说硅谷同行回国一起奋斗。但因为曾在就职Uber时和Uber签署了员工准则，所以离职一年内他并没有主动回到美国挖前同事。这样的潜规则其实硅谷各大公司都有，但即使他不主动开口，一些Uber的前同事看他回国发展不错，也会主动请求被推荐尝试回国。
选择比能力更重要
尽管各自的想法不一样，但是受访者们都反复强调了一个观点：选择比能力更重要。
更多情况下，喊硅谷华人工程师回家的中国公司内心有着自己的小算盘。他们渐渐认清一件事——硅谷工程师越来越不“值钱”。
“2013到2015年是中国投资人在硅谷的投资热，那个时候硅谷华人随便创业个公司就会有大批的中国投资人抢着塞钱。”吴睿智说。出门问问、小红书都是那一阵子抓住机会的硅谷华人的成功案例，这两年，反而是回国加入科技公司的潮流来了。
曾经在Oracle硅谷总部做工程师，最终在2015年回国下海创业成为了跨国猎头的吴杰也有同样的看法。几个月前，他们为包括阿里巴巴、携程、京东在内的中国科技巨头在美国开了招聘会来吸引美国华人工程师等人才加入回国大军。“活动报名近3000人，到场的人数也不低于1000人。”吴杰说。
严格意义上讲，吴杰自己也是个硅谷工程师回国的例子。他比一般工程师能说会道，更外向，也更有生意头脑，用旁人的话说，“看着完全不像是工程师。”
那些已经回去的人，每每晒在朋友圈都是一副“成功人士”的样子，总能让还犹犹豫豫留在硅谷的工程师心里好一阵发痒。“创业圈子里的人口中只有好消息。”吴杰开玩笑道。
被这种“好消息”刺激久了，一些硅谷华人也想着自己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依靠回国让自己瞬间身价倍涨——成为下一个李志飞，下一个邹嘉。
但不幸的是，“硅谷”二字已算不得金字招牌，至少对于已经套路门清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来说。
“我们给这种大型科技公司递出去的来自硅谷的简历，20份也就有一个人能拿到录取通知，有的时候待遇还特别一般。”吴杰说，BAT已经不愿意为硅谷标签付出高额的代价了。
“相对比前一两年加入中国的科技独角兽成为CXO，或者加入BAT直接升任副总裁，现在硅谷回去的人已经错过了好时候，越来越不值钱了。”硅谷的品牌效应在变弱是吴杰这两年的感受，尤其那些本身在硅谷级别就不高的，或者所在的组不是公司核心业务的工程师就更难以得到BAT的另眼相看。
Google广告组的普通工程师可能能收到20个录取，但是另外一个边缘项目的高级工程师反而一个录取都收不到。在招牌硅谷回国技术人员的时候，能力和能为公司提供的实际价值才是第一位的，但很多想要回国的工程师对自己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仍然把硅谷的发达、尖端当作是自己的标签。他们没有意识到，想要通过回国这个跳板获得高薪水、高职位，难度变得越来越大。
在 BAT 的眼里，硅谷普通工程师的能力相对比国内工程师来说，差距越来越小。所以越来越多想要回国的工程师最后在钱上谈不拢，放弃了。这样的例子很太多，导致他和他的团队已经不愿意把精力浪费在这样一单一单递简历。
回国之后要做的选择非常重要。在吴杰看来，加入一家自己了解的、靠谱的、发展势头好的科技公司一般让自己的职业发展上一个大台阶；相反，加入一些还未成气候的小型创业公司，虽然回报可能更大，但也可能充满让人心寒的心机。
“回国后在初创公司被利用完，榨干了价值然后当成弃子抛弃掉的故事是家常便饭。”他说。
新“江湖”里的“跟不上”和“瞧不上”
吴杰身边出现过不止一例这样的事情：
很多创业公司从硅谷挖人才看重的并不是他的能力和技术，而是用硅谷人才的加入来讲资本故事。这也是国内创业圈融资的一个手段。为了用硅谷大牛讲好这个故事，初创公司甚至会发出比CEO待遇都好的工作Offer。但是故事讲完，融资成功，这些硅谷工程师的价值就缩水了，创业公司也就不会愿意继续支付过高的薪水了。或者当公司经济状况遇到问题，性价比较低的归国人才就成了第一个被遣散的人，降薪、降职更是屡见不鲜。
“相对比大公司稳定的归国政策、待遇，归国加入自己不了解的创业公司风险是非常大的。”吴杰说他个人并不建议归国的工程师贸然走这条路。以他过往的经验来看，归国加入小型初创公司的归国工程师大概每半年就不得不跳一次槽。如果中途想加入阿里巴巴这样的大公司，也很难保住创业公司的高职位和高薪水。
但是选择了加入大公司的工程师们，也有自己的抱怨。
“国内好累，不光身体累，更是心累、压力大。还是原来硅谷好。” 回国面对糟糕的空气已经咳嗽了一个多月的老梁在给太太的电话中多少暗示了自己有点动摇想回硅谷的意思，并表示看不惯国内公司里的“那一套”。
“他谁都瞧不上。”老梁的太太在和我的电话里叹了口气。
这种“硅谷精英”的傲气不光老梁有，几乎大部分归国的硅谷人都有。但可惜，新雇主有的时候没有给予合适的工作环境、加薪升职机会来安放这种优越感。
“在硅谷，大家都觉得自己无法升职的原因是因为印度人和白人和透明的天花板在上面压着。所以科技巨头里，能做到Director（主管）、VP（副总裁）就已经是顶头儿了。大部分人也就做到Senior（高级工程师）。”一位从LinkedIn离职回国加入杭州阿里巴巴的年轻工程师张晓说。
“但实际上，升职还是在美国更容易一点——回国竞争太大了，其实更难。”张晓说一旦加入阿里巴巴的团队，无论美国回去的，还是国内招聘的，在升职上的考核评定都是一视同仁的。
这让老梁和那些硅谷回去等着被“重视”和优待的精英们感到失落。
“现在，因为你从硅谷回来就高看你一眼的时代已经渐渐不在了。” 张晓觉得国内的同龄人可能技术上不一定比硅谷回去的好，但是软实力上——尤其是和人打交道的能力上，有的时候硅谷回去的反而不如本地的。
久而久之，那些没有顺利升职的从硅谷回去的人就会心里有了落差，甚至是抱怨和反抗。
但是，比起老梁“瞧不上”国内那一套，从公司的角度来看，硅谷回来的人同样也“跟不上”国内的脚步，或者说达不到公司对他的期待。
“我招聘一个硅谷回来的工程师要花费比国内高4倍的薪水，对他们的期待绝对不是一个普通工程师一样的期待——我想看到结果。”一位国内不愿透露姓名的初创公司CEO表示。
“中国雇主比美国雇主更急于在短期内看到结果。这种期待对于归国的硅谷工程师来说压力是极大的。对于归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来说，将越高深的知识转化成产品就需要更长的时间，尤其是当雇主想看到的是一个国内工程师不可能完成的产品的时候。如果雇主的缺乏耐心和归国工程师短时间内无法完成‘不合理’预期一直矛盾存在，那早晚会出问题。”吴睿智说。
很多情况下，无法按照预期提交产品和结果有的时候问题并不出现在能力上，而是卡在“人”上。而这一块，是不少硅谷工程师们尤其不擅长的领域。
“不是美国没有江湖，而是在美国的大部分华人没有升职到有江湖的阶层。”吴睿智说。他认为公司政治对于硅谷归来的工程师来说是极其陌生的。尤其对于那些被突然空降到国内科技公司管理层、在硅谷缺乏管理经验的工程师来说，相比工作压力，这才是最难的一关。
中国职场上直白和刺刀见血的斗争有的时候会让硅谷回国，打算感受祖国温暖的工程师感到心寒。
“在国内，搞不定人，就什么都搞不定。初创公司里的元老们看不惯空降兵，就会出现各种排挤。无论手段怎样，总之就是不配合让你无法完成你该完成的业绩和产品。最终，空降兵们会被老板和同事质疑，甚至自动离职。”吴睿智说，“空降兵不好干。”
呆不住的中国，和逃不回去的美国
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况下，一大批硅谷归国的工程师都开始考虑再次逃离，回到曾经的舒适圈——硅谷。但离开容易，再回去可就难了。
吴杰说在美国，工程师做的事情相对专一。但一旦加入中国的创业公司，由于人手问题，经常要面临非常杂乱的工作内容，所以在重新面试硅谷公司的技术面试时往往会意外败下阵来。在这点上，Facebook对于员工离职一年内可以重新免面试回到原来岗位的政策就显得法外开恩。
而另外一些归国的硅谷工程师无法回到硅谷的原因，更让人震惊——因为出轨，他们在硅谷的家庭早已经支离破碎。
“很多回国的人后来都出轨了，这事儿变得很普遍。”身边几位硅谷回国的工程师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但也都表示，自己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邹嘉回国之初就带上了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十七年的台湾太太举家搬到北京。尽管太太最初刚到北京时生活上有一些不适应，但邹嘉仍然认为一家人在一起更重要。
这样的做法是明智的——的确一些离开硅谷的老实人“不老实”了。这样的描述很难让人把他们和硅谷那群不浪漫、甚至有些木讷的工程师联系在一起。
周洪（化名）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缴械投降的例子。两年前回国的他目前已经和在硅谷的前任太太离婚，并且和出轨的对象结婚。
在硅谷，周洪就是万千码农里最普通的一个。“一块招牌砸下来，至少就有三个他这样的人。”他的朋友评价说。但是一回国，他的硅谷光环、高学历、高薪工作、美国身份都让他从“不起眼的老实人”，变成了异性眼中的人上人。直到最后出轨成为“负心汉”，这样的转变连周洪自己都不愿承认。到现在，他都认为这不是出轨，而只是“遇到了更合适的人”。
“国内的有些小三太厉害，生扑啊！傻呆呆的码工哪儿见过这架势。”有人评论说。
但在硅谷的人看来，原因也不是这么简单。其中一位受访者表示，回国出轨不单是男性花心以及国内的诱惑，更多的是因为夫妻两个人长时间异国缺乏沟通和对彼此生活压力的了解。
回国新公司带来的无法完成预期的压力让归国的工程师常常透不过气，压力也大到难以想象，尤其是对仍然生活在硅谷“养老”节奏生活中的全职太太来说。这个时候，身边能帮上忙的异性同事的关心、理解瞬间就可能让已经因为常年异地失去感情的夫妻出现婚姻裂痕。有人打比方说，他们留在硅谷的太太，就像是《我的前半生》里的罗子君，而他们描述中独自回国的硅谷工程师，也不过是老实巴交的陈俊生。
尽管有很多出轨的先例摆在眼前，老梁还是选择了回国，他相信自己就是那个永远不会改变的老实人。但是他的太太，却没有那么放心。因为孩子，她只能选择留守在大后方。
“你记得戴好我送你的戒指！”他的太太在老梁启程前一天的晚餐时嘱咐。她想让老梁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在遥远的中国能够用一枚锃亮的戒指明示那些比她年轻的、美貌的女生们，老梁是有家室的男人。然而在她的虚张声势下，是她的心里根本没底，这枚戒指是否会有用。
“也许过不久，他还是会决定回来待着。”她这样安慰着自己。
150年来，中国精英都出身什么样的家庭？
李政道之子、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梁晨领导的合作团队发现，在1949年后，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场革命，以往为社会上层子女所垄断的状况被打破。
李政道之子、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
在北京论坛史学分论坛上，李中清以《中国教育精英四段论》为题首次向国内外听众介绍这项研究。通过量化数据、横向纵向交叉对比等方式，展示了百余年来中国精英群体的演变以及影响其演变的各类因素。
何为“教育精英”？
顾名思义，“教育精英”是指主要依靠教育或文凭、考试等成为社会精英的群体，也因此，它显然不同于以掌握政治权力为标志的“政治精英”，而“社会精英”是个更宽泛的概念，往往指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所有中上阶层。
当前，“教育精英”、“政治精英”乃至“财富精英”是我们这个时代共存的社会精英的主要三种类型，他们彼此有区别，但也有联系，甚至相互重合。
中国一直是重视教育，重视考试的国家，即便是政治精英、财富精英的后代，往往也需要通过考试，成为教育精英从而延续家庭（族）精英地位，因此，从这个角度说，理解教育精英是理解中国精英的最关键所在。
150年来的精英来自哪里？
在过去的150年中，中国的教育精英（受过良好教育、最具优势的职业群体）都来自哪些家庭，你知道吗？
请看下列数据
1865—1905年，即清政府废除科举之前，超过70%的教育精英是官员子弟，来自全国各地的“绅士”阶层；
1906—1952年，超过60%的教育精英是地方专业人士和商人子弟，尤其是江南和珠三角地区；
1953—1993年，约超过40%的教育精英是来自全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子弟；
1994—2014年，超过50%的教育精英来自各地区的有产家庭，与特定的重点高中。
这些数据由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梁晨及其团队的合作研究发现，来源于Lee-Campbell（李中清、康文林）领衔的中国教育精英大数据库，这是一个“基于个人层面的、自1760年至今中国教育精英社会与地区来源的数据库”，其中包括绝大部分清代举人、贡生、进士和官员（1644—1911）、大部分中华民国大学毕业生和公务员（1912—1949）、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学毕业生和众多中国211工程大学的校友（1949—）。
李中清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历史系，长期从事社会科学史研究。他从2007年开始与南大学者梁晨及其团队合作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精英群体及其社会来源。
数据显示，寒门子弟在清代进士中的比例要明显低于明朝，而到了晚清只占全体进士的10%左右，占贡生和举人的20%，绝大部分的中高级科举功名由官员子弟掌控，这是此阶段中国精英教育学生来源最显著的特征。
民国以后，情况迅速转变，商人与专业技术人员子弟成为教育精英的最主要来源，总体比重超过六成，在一些私立院校甚至达到九成。
李中清表示，中华民国时期的高校学生资料相对开放和完整。民国约有18万大学毕业生，目前他们收集了10万份左右来自25所大学的学生记录，其中超过8万份来自17所大学的记录已经输入电脑，供以研究。
这些高校大多地处北京、长沙、福州、广州、杭州与上海，其中包括：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圣约翰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中山大学、国立暨南大学、国立交通大学、中法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等等。目前他们正在调查南京和其他地方的数据。
1953年至20世纪末的调查成果此前已经发表，有《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49—2002）》一书（三联书店，2013年）出版。研究认为，这一阶段社会上层子女垄断教育的状况被打破，工农等社会较低阶层子女逐渐占据相当比重。基础教育的推广、统一高考招生制度的建立以及重点中学的设置等制度安排推动了这种改变。
报告还表明，21世纪以来中国的精英大学中来自农民家庭的学生比例与人数均有下降，在自主招生体系中这一转变更剧烈。但在普通高考体系中，来自蓝领阶层家庭（农林牧副渔水利生产人员）的学生总体比例则相对稳定。而以苏州大学为例，干部子弟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转变，越来越多的干部是商业或企业干部，而非传统认为的行政管理干部。
作为对比，李中清分析了中国香港和美国的情况。在香港接受政府资助的八家大学，约有一半本科生来自中低收入家庭，但这不排除上层社会的家庭已经把子女送去了哈佛、剑桥；而在美国，半数精英大学生来自5%最富有的家庭。
研究显示，在1906-1952、1994-2014这两个阶段，商人和有产者的后代最可能成为教育精英，这两个阶段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不同点更加明显。
尽管这两个时期教育都受到财富的影响，但显然在统一高考和国家意志的影响下，后一阶段工农等社会中下层子弟在高等教育体系中还较为稳定地保持着三成左右比例。当然，他们的地理来源等或许发生了较大转变，城乡、东西差别有所扩大，但在前一阶段，几乎没有社会中下层子弟。这种差别对当下中国其实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这两个阶段尽管都存在大量财富所有者，但其特点可能不完全一样。民国时期财富所有者主要是依靠土地或工商业起家，存在着雇佣劳动及剥削行为等，而在目前阶段，根据相关研究显示，中国大量财富所有者的金钱来自地产经济的爆发，尽管都是社会不平等现象，但这与此前的直接剥削还是不尽相同的。
中国现在的阶级流动正在固化吗？
通过研究结论、与中国香港及美国比较的数据，说明中国依靠客观考试，精英教育一直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尽管在不同时期，受政治、社会的影响，最具优势的群体会发生转变。
中国现在确实面临着阶层固化的风险。同西方社会一样，不断增长的财富、收入与机会的不平等，也是中国今日的显著特点。
但至少目前，与西方，比如美国不一样的是，中国的受教育精英并非长期来自那些极少数富裕家庭。与西方社会精英长期固化，难以转变不同，作为社会精英的主体，中国的教育精英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转变中，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