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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据Global News报道，多伦多一个带俩娃的单亲妈妈从中国回流多伦多后，发现生活费非常高昂，光房租就花掉她75%收入。需要依靠食品银行、一元店、二手物品挣扎度日，但这位单亲妈妈依然咬牙挺下去，称要尽一名母亲应该的职责，不能自私地送孩子去孤儿院。
这名母亲名叫Helena ，育有2名孩子，出于安全和隐私方面的考虑，Global News 没有公布她的姓氏。
Helena一家4口本来一直住在中国，孩子的父亲在那有份工作，但她称丈夫虐待她。
2016 年，她和孩子们收拾行囊，离开孩子父亲，准备回加拿大“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Helena说，当她决定带着两个孩子从中国回流到多伦多的时候，她抛下了一切。
现在，女儿已经13 岁，儿子11岁，一家三口住在多伦多市中心一套狭小的一居室公寓里。
作为单亲母亲，Helena维持生计已经够困难了，但在过去几年中，COVID-19 大流行和高通胀让她的处境更加艰难。
据Helena说，她没有从前夫那里得到任何经济支持，以帮助抚养他们的孩子。
更重要的是，由于她家人在日本定居，Helena和两个孩子在加拿大没有额外的支持。
“我更愿意一个人继续我的生活，”她说。“我现在很开心，我目前很平静，不过在经济上比较困难挣扎，因为一切都落在我的肩膀上。”
在 COVID-19 疫情之前，送2个孩子上学后，海伦娜一直在一家快餐店做兼职。
现在，事情已经好转了，孩子们长大了一点，Helena工作更多了。从周一到周五，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的律师事务所度过。
即便如此，更高的薪水仍无法与几乎所有物品都上涨的价格相提并论。
“我必须支付我的账单，包括水电费、电话费……因为我的孩子越来越大，我现在必须有一部手机以确保始终保持联系。”她说。
她没有买车，每天出行全靠公共交通工具，因为这比养车更便宜，虽然周末带孩子出行不方便。
Helena每月的收入约为 2,000 加元，但每月的房租已经高达 1,500 元，占了75%收入，剩下的钱不足以支付其他账单或食物。
“我每月最大的账单是房租，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我可以合租公寓，或者住在地下室或合租房间，但我不能，因为我有孩子，没人愿意和我合租一个房间。”她说。
Helena想搬到更大的地方，以便女儿和儿子长大后分房居住，但她说多伦多的房租价格实在“太贵了”。
Helena说，她的孩子年龄越大，开支似乎成倍增加。
她每个月光超市买菜就要花费大约 700 加元，才能养家糊口。
为了省钱，Helena尽量去一元店买零食和其他食品，但想给她的孩子更多健康的选择。
“因为我的孩子上学......我尽量确保我的孩子能吃上午饭。”她说。
她喜欢让孩子带上水果和其他健康零食，而不仅仅是“垃圾食品”。
“我总是尝试做一些健康的东西，”她说。“但是，水果很贵。”
几年来，她一直在依靠“食品银行”（food bank）的救济来补充她能买到的东西。
新移民中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Anila Lee Yuen 表示，通胀“放大了”新移民或离开多年后重返加拿大人士的脆弱。
Lee Yuen 说，单亲妈妈很脆弱，因为她们必须承担抚养孩子的所有费用，而且作为主要照顾者，她们还有许多其他责任，比如帮助她们做功课，或者孩子病在家里的时候，也需要留在家里陪。
“全靠妈妈一个人，”Lee Yuen 说单亲母亲必须在找到稳定工作的同时做到这一切。
然而，由于高通胀，即使是那些有工作的人也发现生活“非常困难”。
对于Helena来说，随着孩子的不断成长，食物并不是她唯一担心的开支。
她说，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们对衣服和鞋子越来越“挑剔”。
这家人从朋友和社区那里收到了一些用过传下来（hand-me-downs）的衣服鞋子。
否则，Helena 将尝试从 Facebook Marketplace 或旧货店中寻找孩子想要的东西。
“即使是我自己，也不再买衣服了，”她说。“因为太贵了，我在花钱之前必须三思而后行。”
Helena需要将仅有的钱用来购买绝对必要的物品。
Helena需要努力工作以养大她的孩子，但她说独自一人有时会让她不知所措。
最后，Helena说：“我必须做好一个母亲必须做的事——抚养我的孩子，我知道很多关于妈妈把孩子留在孤儿院的故事，但我不想成为其中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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