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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女婿”回乡记:我在东北看中国

Sat Feb 17 2018 10:56:11 GMT-0800 (Pacific Standard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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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洋女婿”回乡记:我在东北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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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人们对东北似乎保持着极高的关注度,无论是它的经济情况、风土人情或是发展前景。如果你还没有机会真正踏上这片土地,美国作家迈克尔·麦尔的第二部中国纪实作品——《东北游记》,也许能为你提供一个了解东北的机会。

冬日的土地,冰冻三尺,无声无息。天空没有一丝云彩,阳光照在白雪覆盖的稻田上,反射着明晃晃的光,刺得人情不自禁地蒙上眼睛。刺骨的寒风中,我倾斜着身子,步履艰难地从红旗路北上,去一个叫做“荒地”的村庄。

我在第二十二中学做志愿者教英语,那里的冬天还算好过,整个校园烧煤取暖。十分钟前我就是从那里出发的,现在我的胡子上已经结起了冰碴子。我的左边,落日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慢慢下降。这是12月末的下午3点22分。今天这个日子,中国的农民管它叫冬至。

几十年来,三层的中学教学楼一直是荒地村最高的建筑。从我任教的教室看出去,能看到村里所有的农舍,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仿佛或密或疏的海岛。现在,我正朝一块大广告牌走去,大概两公里开外就能看到上面的大字:打造东北第一村。立牌子的是东福米业,荒地村的一家民营农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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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地村地处吉林市区西北部,距市区15公里,面积15平方公里。(网络图)

没人能确切地解释这个村子为什么叫荒地。这里明明地处一片肥沃的河滩,从松花江的西岸一直延伸到草木丛生的丘陵地带。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早先的农民们给村子取了这个名字,想迷惑外人,别移居过来跟他们抢地方。周边也是一些小村庄,一马平川的稻田上点缀着十几间平房。这些村庄的名字五花八门:孤店子、张家沟、东岗子、土城子……

中国地大物博,各个区域的丰富多彩不输美国。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菜系和性格。



把东北这个词和这三个名词连接,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几乎都会立即想到爽脆的口音,拉长的腔调,土豆酸菜,猪肉饺子和剽悍不失低调甚至有些古怪的民风。

有关东北历史的各种各样的遗物散落在各个地区,仿佛一款名为《帝国传奇》的寻宝主题桌游。



你乘坐的火车可能行驶在以沙皇命名的铁路上;你漫步而过的建筑不是佛教古寺,而是洋葱圆顶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你走过的大道两旁种着日本赤松;你站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军飞行员俯冲轰炸过的大桥上,就是站在中朝边境上,跨越了鸭绿江。在我眼里,这些历史的印记记录了东北的兴衰荣辱,也缩影了现代中国的起落沉浮。

红旗路上仿佛带着冰碴的风割着我的双颊。前方远处有什么东西越来越近,突突地响着,还冒着烟,好像一架被打下来的双翼飞机。哦,原来是辆三轮拖拉机。开拖拉机的戴着一副过于宽大的墨镜和白色棉质的医用口罩,我根本看不清他的脸。再加上一顶有毛边的解放军帽子,就根本没法辨认了。

司机刹车,拖拉机摇摇晃晃地停下了,仿佛在冷风中跺脚取暖。我根本不知道帽子下面、墨镜后头的是谁。厚厚的口罩后面传来东北味浓重的问话: “干哈呢你?"

我在干什么?“我在走路啊。”

司机是典型的东北人,方言说得跟唱歌似的,他继续问: “谁家滴哈?”

在这个地方,“你是谁家的”是句标准的问候,对外国人也不例外。和中国其他地方问“吃了吗”“你从哪个国家来”不太一样。



“关家。”我说了房东的姓。

“对嘞!”司机大笑起来。“上车吧!”他发动了拖拉机,车子跟上了心脏除颤器似的抖了起来。

我把头藏在司机的肩膀后面避寒。他驾着拖拉机突突突一路往北跑了将近两公里,转了个弯,出了红旗路,来到一些砖石盖的平房之中。他在最后一间那里停下,窗口透着微黄的灯光,烟囱里升起袅袅炊烟。 我的家还要再往北将近两公里。但今晚是每周固定的“约会",要跟我在荒地村最亲密的朋友吃饭。

我感谢了这位不认识的司机,他坚决不要钱。我推开从不上锁的前门,在门厅里跺掉牛仔裤上的雪,接着打开通往主卧室的门,熟门熟路地上了炕。炕的下面会烧干的稻草秸秆来加热,油布摸起来很烫,但铺上棉铺盖卷就暖和又舒服了。房间里飘着一股烤制谷物的香味,就好像坐在刚出炉的面包上。跨入这个家的门槛,总是让我觉得亲切又愉快。

炕的旁边是一张圆桌,上面摆满了热气腾腾的丰盛饭菜,有回锅肉、炸蘑菇、蒜蓉野菜。每家每户的窗子几乎都有墙那么大,包着塑料纸,隔热防风。用来蒸饭的米就来自窗外的一亩三分地。做这些饭菜的大铁锅嵌在一个水泥灶里,生火也是用稻草秸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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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黑龙江青冈县四合屯的村民准备过年,炕上放着粘豆包和冻梨。(视觉中国 图)

“麦尔,”一家之主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

“三舅,”我也点了个头。我们不讲什么客套,不会寒暄什么“一定很冷吧”“吃了吗”之类的。这种熟悉和随意,给我家的感觉。

“我做了饭,"他说,“今晚就我俩。其他人都去——”这里他要说某人的家,可能是四表哥,可能是二外甥,或者其他什么亲戚,反正我得画个详细的图表才搞得清楚。把任何中国的大家庭化成一棵树,每个分枝上的称呼都能表明你来自哪一边,排行老几。比如英语里我们就笼统地喊阿姨(aunt),但在中国就可能是大伯母(爸爸最年长的哥哥的老婆)。

我知道他姓什么,但一直叫他三舅。这个六十六岁的男人有着红润的双颊,仿佛不会变老。 他还用牙齿撬开啤酒瓶盖,随随便便就扛起二十几公斤的种子,徒手在地里除草,深深弯下腰去施肥。

他抽的烟牌子是长白山,得名于这个省和朝鲜交界处的那座山,峰顶终年积雪,顾名思义,就是永远白色的山。不过,抽着以这座山命名的烟,只能看到青黑的烟圈。

“今晚我媳妇儿不在,”他好像下了什么决心似的说,“咱俩好好喝两瓶儿。”

三舅给两个饭碗倒满了“雪花"啤酒(一般来说,农民家里唯一的杯子都是用来喝茶的)。把自己碗里的一饮而尽之后,他又从一个塑料罐子里倒了点烈酒,自顾自地大声啜饮。

1993年,美国的人口普查不再把农民的数量算在统计范围内:这项人口统计已经“失去了数据上的意义",只有不到2%的美国人居住在农场。但中国呢,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大概七亿人,还住在荒地这样的乡村。不过这个数字正在直线下降: 2000年以来,中国有四分之一的乡村已经悄然消失,有的是因为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有的则是为了满足全国城市化的目标,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将周边的小村庄纳入新的管辖范围。

荒地村离吉林市三十二公里,需要搭乘一个多小时的公车才能到达,不过最近还是被划进了该市的范围,名字倒是没变,居民则成了城市人口——至少在文件上是这样。

我很清楚,在东北,能够对中国的过去一探究竟。但没有料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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