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望着墨尔本的夜色,说:“我曾经坚定地以为我一定会留在这个地方。如果每一个灯光是一个家,那这个地方一定会有一个灯光为我而亮。但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了。我24岁来澳洲,把人生最美好的6年留在这个地方,图什么?”
01
澳洲的职业培训学校非常多,前几年好移民的时候,里面挤满了中国学生。大家都是奔着永久居留签证去的。大多数时候,我们会用“那张纸”作为澳洲永久居留签证的代称,就像《哈利波特》里,用“那个人”代替“伏地魔”。
郝董是我在墨尔本读职业培训学校认识的同学,上海人,一开口就能让人知道他来自上海的那种。开学的时候,学校搞了一个类似雅思考试的语言测试,郝董坐在我旁边。当我聚精会神写听力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填完了。我惊讶地看着他,他笑着对我说:“我猜比认真听准多了。”一句话把我逗得大笑,就这样,我俩成了朋友。
我们学的是木工,确切的说,是橱柜制作。同学大多都是半大小子,出国前大概谁也没接触过木工。平常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澳洲瞬息万变的新移民政策,以及某人通过什么非凡的手段拿到了那张纸等信息。
大多数人都是在混日子,等毕业,拿到那张纸。郝董的条件在我们当中算是比较超然的,他的姑姑、叔叔老早都移民到澳洲,当上资产阶级了。当我们还在计算自己的移民分数时,郝董已经手握亲属加分5分了;当我们拼命找工作时,才知道郝董的叔叔拥有一家木工厂。
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就是这么大。02
平时,郝董住在姑姑家。他姑姑是典型的有钱人,丈夫在国内做大生意,她带着孩子移民澳洲,住大房子开好车。不仅如此,她还拥有一家酒行。
除了上学,郝董剩余的时间都在给姑姑照看酒行的生意。
他的生活却过得异常清苦。我们一起吃午饭,他常常都是吃白面包片加番茄酱,最多再买一块钱的炸土豆片改善伙食。
后来我才知道,郝董给姑姑打工没有工钱,因为他住在豪宅里,是免费的。
住豪宅的姑姑不喜欢做饭,也不希望别人在她的厨房里开火。每天晚上,他们就点外卖吃。
郝董、郝董姑姑、姑姑的女儿,只有一个菜。
就在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关于澳洲移民政策要收紧的传言终于落实了。这意味着,我们大部分人即使顺利毕业,也不可能通过自由移民拿到那张纸了。
大家开始各找出路,我选择换专业,郝董选择了坚守。
对于他的选择,我一点儿都不意外。虽然他的木匠手艺不怎么样,可他有亲属加分,顺利毕业就可以拿到那张纸。
退一步说,即便有意外发生,他还有叔叔的工厂可以去,他可以先换工作签证,再拿那张纸, 算是“曲线救国”。
换了专业,大家都比较忙,联系的时间就少了。一次,我和郝董在街上偶然遇到,坐在路边的树影下,一起吞云吐雾。
我看着烟盒上印着黑黑的肺(澳洲烟草包装上警告吸烟危害健康的图片),便和他调侃,“我们是不是该戒烟了。”
“这是别人的肺。” 他又把我逗得大笑。
乐观,是郝董的性子。
03
郝董比我早半年毕业,为了续签证,毕业后他又进了一所野鸡大学。
我问他下一步的打算,他说,“我有机会可以拿到那张纸,叔叔已经答应让我在他的厂里拿工作经验了。”
万事俱备,可郝董还需要跨过一道“天堑”——雅思考试。
他开始了漫漫的“烤鸭”征程。
刚开始,郝董边打工边在家自修,可他底子不好,自律能力又不高,结果可想而知。
大约过了一年,他干脆放弃打工,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这件事上,整个人进入了一种高考备考的状态。
他搬出了豪宅,住进叔叔工厂角落里的一个小房间,那个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个厕所,没有厨房。墙壁上挂着雅思口语常用词汇的“大字报”,墙角堆着的,都是关于雅思考试的辅导书。
我见到这个场景,惊讶万分,严肃地对郝董说,“你一定能过!我相信你。”
郝董吐了一口烟, “因为我猜得准吗?”
一句话,又把我逗得大笑。
一年后,传来了郝董的好消息。他的考试成绩超出了我的预料,也大大超出了他需要的基本成绩。
我跑去祝贺,他依然翻我的口袋找烟。我说他吝啬,“有喜事居然不买盒好烟请客。”
郝董一脸苦笑,递给我一个文件袋,里面是一张张按时间排序的雅思考试成绩单。那些成绩单,记录着他两年来全部的努力。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郝董有点儿激动,“这是什么?这是钱,考一次三百多澳币,光这些考试花了多少钱!还不算买资料和补习班的钱。我多久没工作了,我没钱,我妈已经给我汇过两次钱了,再考不过我真的要疯了。
我面对不了所有人,我妈、我爸、我叔、我姑,我所有的朋友。”
我愕然。郝董马上又恢复了本性,神秘一笑,“我这次猜得很准哦!”
我们一起抽烟,畅想在这座城市的未来,几乎每一句话的开头都是——“等我有了那张纸,我要……”
他告诉我,“为了见证我顺利拿到那张纸,我父母会来。”
我真心替郝董感到高兴。
04
几个月后,一个同学问我,“你知道郝董要回国了吗?回去就再也不回来了。”
我吃了一惊,顾不上问他消息的来源,就给郝董打了一个电话。
郝董先是沉默了一会儿,“谁告诉你的?”
“很重要吗?”我反问。
再见郝董,他憔悴了很多,眼窝发黑,平常就有点邋遢的他,现在简直就是个农民工了。他抽烟更频了,一根接一根,慢慢地对我说:“现在好多了,已经不那么郁闷了。”
两个月前,中介突然给郝董打电话,告诉他,“你的申请材料里缺了最重要的一个职业评估认证书,这个认证书需要在你开始做工作经验的材料之前就做好。”
中介都喜欢办理佣金比较高的签证业务,郝董的业务,是一个菜鸟去办的。郝董也是个菜鸟,他苦苦读了两年的雅思,以为水到渠成,没想到从一开始就没上道。
最后,中介用一句“忘了”,就推卸了所有的责任。
事已至此,无论采取什么补救措施,都来不及了。他要么回国,要么 就“黑”下来。
郝董说,“那天,我正在机场接爸妈,得到这个消息,我们三个在机场大厅待了很久。”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郝董和他父母进了很多中介公司、律师楼,希望有人可以解决这个看似极简单的问题。
然而,无果。
“我已经不想要那张纸了。”最后,郝董说。
我试探性地问他:“你叔叔会不会还有其他办法可以把你留下来?”
郝董沉默,慢慢地说,“你知道我叔当初为什么会答应我去他厂里拿经验吗?”
“我爸亲自给他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我爸都哭了,他说,‘你还要我跪下求你吗?’我叔才答应的,条件是不付我工钱,我要自己缴税。”
“每周四,我叔的会计会把名义上的工钱开给我,周六我要把钱送给我叔,再加200块的税。”
“我没法给我姑看店,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我吃了两年的白米饭加老干妈,现在,你让我和我爸再去求我叔?”
面对郝董的反问,我无语。
05
在澳州的最后几个月,郝董玩命打工。
他只能干几个月,能选择的工作并不多。他干起了很多人不愿意干的搬家的活儿,并且不要休息,只要求上班。
郝董把回国的机票订在他签证结束的前一天。
那天,我开车把他送到机场。郝董的行李不多,很快就办完了登机手续。我和他站在墨尔本机场的寒风中抽烟,一根接一根。
他望着墨尔本的夜色,说:“我曾经坚定地以为我一定会留在这个地方。如果每一个灯光是一个家,那这个地方一定会有一个灯光为我而亮。但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了。”
“我24岁来澳洲,把人生最美好的6年留在这个地方,图什么?”
我双手扶住郝董的肩,竟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我甚至不敢看他的脸,怕他的脸上有泪。
“都是为了那张纸。” 我喃喃道。
我问他回上海后的打算,他说不知道。
“我和国内脱节6年,当初的同学、朋友都已经混上了公司的中层,甚至高层。我不是名牌大学毕业,没有工作经验。没钱、没房、没车,甚至没有女朋友。”
这时候,郝董才告诉我,其实他曾想过“黑”下来,可父母不同意。他们认为,如果迟早有一天要回去,那早一点儿比晚一点儿好。
最后,他听取了父母的意见,决定回国。
站在国际出发厅的门口,我俩拥抱了一下,我承诺会去上海看他,他让我一定要带上中华的烟。
一转身,郝董就拖着箱子走进去了,我分明听见他说了一句脏话。他始终没有回头。
回到停车场,我坐在车里点了一支烟。打开CD,吕方的《朋友别哭》,缓缓地往外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