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街头吹笙半辈子，人到暮年渴望回国

我叫郭艺，1954年生人，家住北京鼓楼边儿的大石桥胡同。我打小喜欢音乐，17岁就进入北京电影乐团当了笙乐演员，那时候跟乐团进人民大会堂是常事，可谓风光无限。

28岁那年，年轻气盛的我决意辞职去英国学指挥，为了勤工俭学，我走上街头给老外表演吹笙，没想到很受欢迎。

靠这项绝活儿，我不仅挣到了钱，还结识了一位金发碧眼的英国女孩。后来我中断学业，和她结婚生子，除了去各地演出，大部分时间都在广场上、地铁口度过。

如今我66岁了，早已从年轻小伙变成白发老者，回首人生，虽不能说毫无悔意，倒也潇洒快活了一辈子。

60岁之后，我仍会去广场上吹笙，只要有人凑旁边听我就高兴。

我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学生，毕业后在北京110中学当英语老师，父亲是中央歌舞团的二胡演奏员。我们家六个孩子，我排老五，上头四个姐姐，下头一个弟弟。作为长子的我自小备受宠爱，吃喝不愁，生活无忧无虑。

1958年，我们一家人在北京茂林玉照相馆拍摄的全家福，此时我的弟弟尚未出生。

除了父亲，我的伯伯、伯母也都在中央歌舞团工作，耳濡目染之下，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对音乐的兴趣。

一岁多，听着收音机里放的歌，我就开始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

那时我家住在中央歌舞团的大院里，院子里有排练厅，不许闲人进去。年龄稍大一点后，我最爱做的事就是趴在窗户上看里面的人排练舞蹈、演奏乐器，一看就是一整天，从不觉得腻。

姐姐在1955年写的日记，里面提到了我听着收音机跳舞的事。

1966年小学毕业后，我进入有名的北京一中读书。我们这些学生没多久就被安排到工厂参加集体劳动，劳动完又跑去农村种地，忙得不亦乐乎。等再回到学校时，平日里开朗外向的我被选入校文艺宣传队，在老师的建议下，我决心学习一门乐器。

读中学时的我，拿起二胡也能随便拉上几曲。

那会儿大家学的最多的还是二胡、古筝这些传统乐器，洋气点儿的学小提琴、钢琴。我家情况有些特殊，父亲早在1964年就离世了，母亲彼时正在乡下接受再教育，几个姐姐都在乡下插队，家里只剩下我和弟弟，也没个大人帮拿主意。

于是我便由着性子，选了一门没人学的乐器——笙。笙是中国最古老的吹奏乐器，由竹子和金属簧片制成，和成语“滥竽充数”中的竽差不多，吹奏时用手指按着竹管下端的开孔，靠簧片与气柱发生共鸣出声，听起来柔和高雅。

虽然笙的历史悠久，但那时候笙已经很少见了，出现最多的场合是在农村的红白喜事上，一般会用来合着唢呐一块儿吹吹，除此之外几乎绝迹。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把笙，时间太久已经朽掉，需要用绳子捆住。

由于太过小众，笙不仅没人学，也没人专门教，老师只告诉了我每个音节在哪儿，之后我就自己摸索着学。好在我对音乐还算有天分，整天抱着自己瞎琢磨，竟然还真给琢磨会了。

1971年，我在报纸上看到各个文艺团体在招生，就想去碰碰运气。正式考试时，我自认为演奏得比较一般，但考官又让我唱了两首歌，听后觉得我嗓子不错、耳朵灵、节奏感也好，判定我是个潜力股。

就这样，17岁的我幸运地进入了北京电影乐团。

北京电影乐团如今已改名为中国电影乐团，自1949年解放后，先后为近两千部电影、电视及纪录片、专题片录制音乐，到过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访问演出。且不说那个年代，就是放到今天，能进到里头工作也无疑是件体面光耀的事。

初到乐团的我，每次正式上台前有同事帮着化妆。

进乐团之后，我小日子过得快乐又充实。那时每月基础工资有四十八块五，另有一些洗礼费、车马费、录音费、演出费等，能保证我的生活衣食无虞。

我那会儿经常和朋友下饭馆儿，去的还不是一般的饭馆儿，而是莫斯科餐厅，北京人称它为“老莫儿”，那是北京七十年代最有名的一个外国餐厅。

在事业上，我也步步高升。进乐团没几年就评上了“独奏演员”的职称，可以单独用笙演奏曲子，别的乐器给伴奏。二十多岁的我，就成了团里不可或缺的主演之一。

1978年，中国选了一些音乐有成就的演员录了张叫《云雀》的黑胶唱片，里头就有我吹的独奏曲；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后，我曾跟随中央慰问团到云南前线给战士们进行慰问演出；1980年，我参加了第三届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的演出，和名噪一时的演员刘晓庆同台合影……

用现在的时髦话说，这都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第三届百花奖，刘晓庆获得最佳女配角，我（右一）和乐团同事与她的合影。

当时的我也算年轻有为，可毕竟才二十啷当岁，内心总有些隐隐的骚动。就跟医生都想当主治大夫一样，我不甘心一辈子只当个独奏演员，梦想能站在舞台中央，成为一名水平高超的指挥家。

为了学指挥，我向团里申请去中国音乐学院学习。但团里对演员求学有明文规定，过了24岁就不再批准。我虽然郁闷，但也能理解，毕竟人家培养了这么多年，正是需要我卖力工作的时候。

我在北京电影乐团的定妆照，那时已经是名成熟演员。

迷茫之际，三姐给我指了条路，她说团里要是不同意我去音乐学院，就让我来英国学指挥。三姐1979年跟一个法国人结了婚，婚后到英国定居。听了她的提议我十分心动。

但我既不懂英文，也从来没有走出过国门，当时还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心里纠结得要死，一遍遍问自己：真的要舍弃现有的一切，奔赴那个陌生国度吗？

犹豫了有大半年，我终究还是拗不过那颗躁动的心。1983年，29岁的我决定去英国自费留学。

和如今出国一样，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国也是差不多的手续：先拿中国护照，再申请英国签证，申请签证需要经济担保，我的钱不够，最后还是姐姐帮忙搞定的。

1983年，我拿到了人生中第一本护照。

当年一张从北京去英国的机票要400多元，由罗马尼亚航空公司承运。这家公司的办事处驻扎在罗马尼亚大使馆里头，我要进去买机票，得先得大使馆同意。大使馆呢，又非得有馆里的工作人员出来接应才放行。

没办法，我就在那等啊等啊，好不容易才等到一个出来倒垃圾的清洁工，最后是她带我进了进去。

那时人民币最大面值才10元，我拿着一沓钱进去，出来时手里只捏着一张薄薄的飞机票。

工作十二年，我一共攒下800元人民币，买了机票后，我又拿着所剩不多的存款去友谊商店挥霍了200多，买了一堆那个年代的稀罕物，譬如香油、花生油、芝麻酱等等，全给我母亲留下了。

母亲自1972年得脑血栓后，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临出国前，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但她对我出国这件事相当支持，不仅是她，当时身边的同事朋友也纷纷羡慕得不得了，毕竟国门刚开放没多久，在大家眼里，能出国的都不是普通人。

走之前，团里的同事还给我开了个欢送会，嘱咐我学成后回国做贡献，我拍着胸脯说没问题，内心满是即将走出去看世界的激动。

出国那天，母亲不顾身体虚弱，说什么也要去机场给我送行。

1983年年底，带着对家人的牵挂与对未来的期许，我拖着满行李箱的臭豆腐、六必居酱菜、花卷馒头，踏上了去英国的旅途。

飞机航程共27个小时，中间分别在巴基斯坦、阿联酋、罗马尼亚、比利时停了一次，跟坐公共汽车似的。当飞机抵达最后一站伦敦的上空时，我从舷窗往下望去，满眼无垠的绿，心里情不自禁地慨叹：太美了！

然而这股新鲜劲儿没持续多久，难题就来了。下飞机排队等着出关的时候，海关工作人员跟我说英文，我一句也听不懂，整个人直愣愣地杵在那儿。他们又叫了个香港人过来当翻译，可香港人听不懂普通话，我也不懂粤语，两个人用手比划，鸡同鸭讲了老半天我才稀里糊涂地过了关。

到伦敦的第二天，没来得及倒时差，我就背着书包赶去汉姆史密斯学院报到。离开学校十几年，已经是近30岁的人了，当我重新背起书包去上学，心里有种难以言说的兴奋劲儿。

学校是三姐提前为我联络好的，相当于北京的语言学校。按照规定，我得在这儿待够两年，把英语学通了，才能申请读大学。

在语言学校读书时，我与同学切磋乒乓球球艺。

我就读的那个语言班有30名学生，有来自法国的、西班牙的、缅甸的、越南的，肤色样貌什么样的都有。

教我们英文的萨雷老师五十多岁，面对一群母语各异的学生，课上得那叫一个费劲儿，比如教“lay down”（躺）这个词时，他只能整个人躺在地上，再翻个面儿，脸朝下，就是“lay face down”(趴)。教水果的时候，就得揣着一堆五花八门的水果来教室。

最早班里就我一个中国人，有一天萨雷老师突然跟我说，班里要来一个中国小伙，特精神、特帅。果不其然，那小伙儿一来，班里女同学把眼睛都给看直了。这人是谁呢？就是咱中国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张铁林！

当时班里就我俩中国人，自然也走得近。前两年他来英国，我们恢复了联系。

虽然都在一个班，但我可不是名人，学习之余必须打工挣钱。好在临出国前，我借同学在餐厅工作之便，磨练了两星期厨艺。也正是有了这手准备，我很快就在唐人街找到一份饭馆里的工作。

那饭馆不大，老板是山东人，看到大陆的留学生倍感亲切，加之我人也开朗聪明、肯卖力气，便爽快地留用了我。

语言学校只有上午9点到12点的课，12点以后就无事可做了，因此，我几乎每天都会去饭馆干活儿。工资按天结算，每天30英镑，我那时每个月的总花销不会超过200英镑。

在饭馆工作卖的就是力气。炒菜、擦桌子、拖地这些活儿有多累倒是次要的，主要是英国饭馆一般都营业到半夜十二点才关门，关门后还得收拾一番。等我回到家里，基本已是凌晨两点了，而我第二天一早还得赶去学校上课。

时间久了，总归有些精力交瘁。

在饭馆打工时，我与山东老板的合照。

大概过了七八个月，有次我和同学闲逛到科文特花园广场时有了意外发现。这个广场不仅是欧洲非常著名的古玩和艺术品交易中心，还集中了来自全世界的街头艺人和街头表演艺术家。

在当时的中国，街头表演可能会被人看不起，但在这里不会，每个人都怡然自得、陶醉其中。我当时就寻思着：何不把自己的笙也抱来，支一个卖艺小摊？

没过几天，我就拿着自己的家伙什儿去了广场。心里不觉得丢人，也一点不紧张，就怕外国人不喜欢我这笙乐演奏。

我大概是广场上第一个吹笙的，这乐器外国人都没见过，乐器本身就十分扎眼，加之我演奏的中国民乐也让他们感到稀罕，没一会儿就里里外外地围了好几圈人。

我这人是个“人来疯”，人越多，我吹得越带劲儿，越沉浸其中，几乎到了忘我的地步。那一个晚上，我就挣了80英镑，相当于原来在国内一年的工资！

年轻时我在街头吹笙，旁边拿手鼓伴奏的是我后来的英国媳妇儿阿曼达。

挣到第一笔钱之后，我就再也不去饭馆打工了，天天到广场上吹笙，不到两年的时间竟攒下了一万英镑。当时觉得自己特厉害，以前从来没想过这辈子能赚这么多。

1985年，我第一次回国，把手里的英镑换成人民币有将近十万块钱，在当时的中国这无疑是笔巨款。

刚落地北京，我便呼朋唤友地聚餐，统统由我来买单。剩下一书包现金全给了我母亲，颇有点衣锦还乡的意思。

1986年第一次回国，我与朋友一块儿去地坛公园游玩。

只是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去街头吹笙这个选择竟冥冥中改变了我的后半生。它让我遇见了我美丽淑良的妻子，让我在英国一住就是37年，也让我放弃了成为指挥家的梦想，永远地成为一名民间艺人。

从北京回到英国后，我继续边上学边在广场上卖艺，按照计划，我该就这样波澜无惊地度过我的留学生活，再回到祖国实现梦想。

直到某天，我在广场上正吹着《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这首歌，因为旋律比较忧伤，很多人都红了眼眶。偶然抬眼间，我瞥见了一个金发女孩儿。

她站在人群后面，只露了半边脸出来，闭着眼睛沉浸在音乐中。现在不有个词儿吗？叫岁月静好，她给我的就是这感觉。

年轻时的妻子，周身散发出一股娴静的气质。

我当时心想：您可千万别急着走啊！天遂人愿，女孩非但没走，还在一曲终了时主动来到身前与我说话，她说，“我家这周有一个晚会，你能不能过来表演？给你20磅。”

因为自小习惯了还价，这会儿我竟下意识地脱口而出，“30磅！”话一出口就懊悔不已，其实她不给钱我都巴不得去的。好在她也没跟我计较，最终许诺给我25磅。

自那以后，我就与这个叫阿曼达的女孩建立了联系。我那时英文还不太好，俩人交流起来也挺困难，但由于那会儿中国相对闭塞，阿曼达就对中国特别感兴趣，所以每次见面我都会用蹩脚的英语给她描述我的家乡、我的童年，她听得津津有味。

偶尔我也陪她一块儿去看电影，尽管我看不太懂，但只要和她待在一块儿，就觉得十分美好。不到一个月，我们正式确定关系，搬到一块儿同居了。

或许是觉得我这人有才又幽默，阿曼达最终决定嫁给我，她父母也都支持。1988年举行婚礼时，我还是个穷小子，车房一概没有，身边只有在英国生活的6个亲朋，甚至婚礼当天，我这个西装革履的新郎官儿还是坐地铁去的婚礼现场。

按照英国习俗，婚礼当天我的胸前戴了一朵白花，阿曼达坐在我左手边。

阿曼达出生在英国的中产家庭，从小在仆人的服侍下长大，生活相当优渥。尽管如此，她却没有半分怨言地嫁给了我，连结婚戒指也挑了个最便宜的，29英镑，换算成人民币才几百块钱。

我一直觉得，娶到阿曼达是我今生莫大的福分。

29英镑的戒指，阿曼达一戴就是33年。

在广场上吹笙不仅让我收获了爱情，还让我迎来事业的转折。我的演奏引起了“世界音乐舞蹈艺术公司”老板彼得·加布里埃尔的注意，在他的盛情邀请下，我加入了国际狂欢节大家庭。

每年我们都会去各个国家的艺术节演出，像日本、新加坡、南非、阿联酋、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这些国家我都去过。每一次演出，我们乐队都受到热烈欢迎。

观众最多的一次是在美国，台下差不多有30万人，欢呼声如潮，灯光晃得我几乎睁不开眼睛，那也是我最享受的时刻。

在巴西演出时，我（后排左一）与乐队成员的合照。

西洋乐器比较常见，每次轮到我的独奏节目时，观众们都对笙格外感兴趣，当我说到这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有超过3000年的历史时，台上台下的人一阵惊叹，我听了心里倍儿自豪。

可人一满足就容易忘记初心，一场场演下来，成为指挥家的梦想逐渐被我抛之脑后。巡演机会越来越多，我一年中有半年时间都在忙着这个事儿，压根没时间再学习语言课程，申请大学更是无从谈起。

现在回想，那时候的我已经迷失在了热闹和繁华里，不愿丢下这些，那就只能顺着眼下的局面继续向前。

演出期间，我与梅尔·吉普森（左一）的合照，他拍过《敢死队3》和《血战钢锯岭》。

收入提高，也是我当时不愿放弃演艺回学校读书的一个原因。小时候，我在北京的胡同里买一罐可乐都有点舍不得，而那时一次演出挣的钱，就能买一千罐可乐。

与阿曼达结婚不久，我曾花4万镑买了个小房子。房虽然小，但在诺大的英国，总算有了一个我的地盘，心情激动得不得了。

1999年，凭着巡演攒下的钱，我又在伦敦买了套带花园的三层小楼，19万镑，那儿的地段特好，相当于北京二环内。

最中间这幢是我家的房子，从1999年一直住到现在。

在演艺公司那十八年，也是我人生中风华正茂的十八年。如今，66岁的我再回头追忆，除了怀念那段经历，一些遗憾事也在心底搅动起来。

记得刚结婚时，我与阿曼达商量着以后要生四个孩子，想着人多家里热闹。但由于我四处巡演，待在家的时间太少，作为园艺师的阿曼达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忙，以至于我们最终只有一个小孩。

他从小就念叨着要兄弟姐妹，我们也一直想着等有时间了再生。等后来不忙了，我们也老了。

对母亲我也一直心有愧意。从我1983年出国到她1994年去世的这11年里，我只回国六次。一开始想着反正留学几年就会回去，后来则是因为巡演的工作太忙，实在抽不开身。母亲去世前，我带着一岁多的儿子回去看望她，那是她第一次见自己的亲孙子，神志却已经糊涂。

我心里特难受，觉得这些年亏欠家人太多。

我唯一的儿子头头，他是中英混血，模样很帅气。

50岁那年，我的人生轨迹再次发生改变。演艺公司将老演员更新换代，我成了被替换的那一个。

离开公司，我可以去其他乐团，也有机会跟别人一起做生意，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自由自在地吹笙，给一个人吹和一万个人吹都一样，只要他喜欢。

于是我又重操旧业，抱着笙坐回了广场上。直到今年一月，因为身体实在撑不住了，我才彻底告别广场演奏生涯。

我在北京电影乐团的同事也全退休了，有的早已当上首席，有的成了指挥，无一例外，他们都评上了一级演员。有老朋友对我说：“郭艺啊，你当时要是不出国，如今就是教授级别了。”

2019年回北京，和几十年没见的初中同学一块儿吃饭、唱歌，仿佛回到了少年。

老朋友们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点不是滋味儿。好在我这人生性乐观，一转头，又想起了吹笙生涯里遇到的那些打动我的人和事儿，心里多少能好受点。

我曾遇到过一个中年男人，每次甭管我表演多久，他都在我身旁站多久，听完总是轻轻地在我琴箱里放下5英镑，让我很是困惑。直到有一天他儿子来感谢我，才道出了背后的故事。

原来那位先生自从妻子去世后就得了抑郁症，听完我的音乐后，又开始觉得生活有意义了。

还有一次我演奏完，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在我面前泪如雨下。她说自己有一个儿子，16岁开始接触毒品，17岁便被毒品组织杀掉了。她悲痛不已，怎么都缓不过劲儿来，每次一听到我的音乐后，心情就会特别平静。

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释然。只要有音乐，只要能让我展示出音乐的才华，只要有人能欣赏我的音乐，无论在大剧场里吹，还是在艺术广场吹，我都觉得高兴。尤其是每每看到家里温柔的妻子、孝顺的儿子，我更是无比满足。

2018年，我与阿曼达从英国赶来参加头头在上海的话剧表演。

儿子头头自小热爱（电视剧）中国文化，三岁时就把《西游记》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家里墙上全是他画的孙悟空、唐僧。后来他从利兹大学表演系毕业，一门心思地想去中国发展，我就带他回了北京。

最近这三四年，他一直在中国，边当英文老师边当模特，疫情暴发后又回到英国陪在我们身边。

头头在我家花园里的照片，为了当模特，他身材保持得非常好。

头头的中文水平现在已经很不错，我们爷俩儿经常用中文天南海北地聊，他对我的经历很感兴趣，总是勾起我对祖国和亲人的回忆。

我是个有故事的人，很想被大家伙儿知道，就经常边录视频边聊，发到西瓜视频之后反响竟然还不错，国内很多同胞都乐意听，那我就继续讲下去。

如今人到暮年，我越来越思念祖国，就盼着儿子哪天在中国稳定下来了，我和阿曼达也一块儿回国定居。我期待着那一天快点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