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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在一篇自述中提到，母亲今年85岁，患有重度阿尔茨海默症。在50多岁的年纪，他变成了一名“全天候护理人员”：制作软质食物；喂饭；清理地板痰渍……在这个老龄化社会，“今天你可能风华正茂，但是你早晚都会遇到。”胡泳说，世界上只有四种人：曾经是照护者的人，现在是照护者的人，即将成为照护者的人，以及需要照护者的人。葛玫（Rose K. Keimig)曾长时间地身处一群被照护者之中。2013年起，她作为耶鲁大学医学人类学博士候选人，在中国昆明的一些养老院进行田野调查。调查持续了13个月，她看到了衰老不可避免的残酷，残酷之外，老人们有自己的内心世界，那却是很多人所不知晓的。2023年，她把研究发现集结在著作《谁住进了养老院》（Growing Old in a New China）中出版。如今，照护者的声音逐渐被听到，我们或许还可以抓紧时间悉心聆听那些被照护者的，在他们仍然能沟通和对话之时——老后，他们究竟希望被怎样看待和对待？葛玫会与人聊起死亡。有时是老人主动对她谈起，不止一个老人问她能否买来安眠药。马阿姨曾对葛玫哭道：“我希望池塘里的水再深点，我就能淹死在里面了。”住在养老院的马阿姨日常很不开心，但也说过类似“生活多么有趣”的话，搞得葛玫很吃惊。在书中，她也会描写一种“身体承载的历史”，进而描述老人晚年的心境：住在同一家养老院的唐叔叔热心地给她推荐各种受访对象。唐叔叔右手残疾，他的残疾证放在夹克的内袋里，由一根长棉线与衣服连接着。“火车。”他解释自己的残疾是在工作中遭遇事故。唐叔叔年轻时参与东川铁路工程建设。由于云南地势险峻，这条铁路最终没完全贯通。他仿佛豁达地说，这本残疾证让他可以免费坐公交。但这遭到了与他坐一起的其他老人“驳斥”：这没意义，他现在无法离开养老院，也就没有必要坐公交。葛玫还带着对于“仁”“孝”的好奇，与老人们论及“孝”，他们的反应比她之前的预期要谦让许多：一位受访的张爷爷说，他自己是坚持要住进养老院的，还劝说儿女们不要太在意“孝”。张爷爷内心很渴望陪伴，却“不敢”有很多要求。在《谁住进了养老院》里，除了讨论葛玫所了解的中国文化观念，这本书还涉及当儿女与当护工，各有各的难，以及人生最后可能因无聊和病痛而经历的“慢性死亡”等问题。【以下内容根据澎湃新闻记者与葛玫的对话整理，下划线部分为葛玫作品原文：】与老人深谈现在他们（指张爷爷的女儿与女婿）自己也退休了，有了孙子孙女。他们每个礼拜天来看他，待不到一个小时。他盼望他们能待久一点，待一整天，但“不敢”叫他们这样。一贯平静而谦逊的张爷爷，这样谈到他和幸福晚年老年公寓护工的关系：“在这儿所有的人里，我对护工的态度最好。不是我自吹。我从来不要求护工做任何事。我从来不提要求。……”一天下午，一位坐在坐便椅上的爷爷排泄了。过了漫长的几分钟，一位护工注意到气味，戴着口罩和手套走了过来。老人比护工高一个头，所以两人都费了老大力气才让他靠稳在墙上，然后护工取出便盆来更换。从他脸上加深的皱纹可以看出，显然他为这事感到难受。他向她道歉，并一再感谢她，而她责备他道谢，说这是她的工作。澎湃新闻：你的书里提了张爷爷不敢对儿女提出要求，即便他心有期望。他也不对护工提要求。中国读者一定很好奇：外国的老年人会更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吗？葛玫：这个问题很有趣，我之前只在中国进行过长时间的民族志研究。反思了我自己的家庭，也和我的好朋友聊了聊。我的家庭比较偏向德国传统，强调人要独立。所以，对于我的祖父母来说，请工人来家里修个什么很容易，但开口让别人来帮他们处理自己身体的事，比如剪个指甲或者帮着洗澡，还是很不容易的。我想，人一辈子都在自己照料自己的身体，到晚年要别人来做，是很大的变化。不过我问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她的家庭更习惯互相提供一些关照，所以家人变老之后，提出一些要求也更方便。这不是一定的。我也要经常猜他们需要什么。有时去祖父母家里，我能感受到哪些需要搞、哪里要清洁一下，还有就是，我们原先不习惯在肢体上很亲密。到他们晚年我才开始与他们协商，让我越过这种身体的界限（去触碰他们身体）。澎湃新闻：你怎么理解张爷爷对各种人都不提要求？葛玫：张爷爷总是在老年公寓里看报，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我很幸运才遇到他。他有知识分子的气质，又对身边人各自的麻烦怀有充分的理解。他明白，要求的少一点，对大家都好，他在努力让护工轻松点、让女儿轻松一点，这是出于同情。张爷爷与女儿的关系很复杂，他因为被打成“右派”入狱，女儿小时候不在她身边，后来女儿“插队”去，也不在他身边。所以出于一种互惠的关系，他可能觉得自己给的不多，也不能要很多。有历史的因素在里面。很多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明白年轻人与他们当年的处境不一样。澎湃新闻：你与不同的中国老年人谈起他们的人生，他们都很平静甚至愉悦地说起过去吗，还是也有例外？葛玫：我写到了一个老人（李奶奶），她是我写到的最轻松快乐的人。但她的故事里包括日军袭击中姐姐被活埋死去、后来她又遭遇了政治运动。她丈夫遇到了车祸，没能送进对的医院（注：书中描述，李奶奶的丈夫髋骨骨折治疗不当，导致瘫痪）。我感到比起那些她控制不了的事，对于她本来能做好但她没有的，她更难过。有些受访者经历了那么多，没有崩塌，但很疲惫了。也有的受访者很生气。比如一些比较年轻的，在八十年代下海，生意不成功，没有保险。他们更艰苦一些。澎湃新闻：我总是很困惑，当老人谈起一些他们的人生遗憾时，我们该怎么回复？葛玫：也许可以表达感谢，因为老一辈人受的苦，你有了你现在的人生；我听到了一些老人聊起，他们经受这些，是为了儿女们有更好的生活。这种代际连接在中国是更强的，至少对于我采访过的老人们来说，他们需要回馈。澎湃新闻：你如何与他们提起死亡呢？当老年人对我们表达“渴望死亡”，我们能说些什么？葛玫：“死亡”的问题在我的提问列表里。（关于“渴望死亡”）我有一个邻居也这样说。她大约九十岁了。我想，当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伴侣、朋友，是容易感到累和乏味的。听到这些话，我们当然不是回复“我给你安排一下”。我想，除了考虑安乐死的可能性，首先该问，怎么样能让你的生活更有意义一些？让他们感到在生命的尾巴上，生活还能很丰富。他们也许只是需要有人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那么，如果他们需要疼痛管理，就要给他们提供，或者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朋友、或者一只小狗，或者其他。然而，张爷爷说他“只想要亲情”。我不是他的家人，无法提供。我想，人生有一些部分只能是悲剧的。不过也不知道，也许我离开后，他就有机会与家人们在一起更久了。 “慢”的价格一位医院护工描述她的工作方法是：“老年人怎么做的，我就怎么做。她慢点，我也慢点。”对护工来说，关注能量更高的时间投入，不是体现在加快工作节奏，而是放慢节奏、停顿和停下。许多老人表示担心被护理员骗。从假冒伪劣食品、投资陷阱到交通事故碰瓷儿，谋财骗术已经腐蚀了社会信任。当食堂饭菜的质量开始下降时，她（注：指护工杜女士）会拿出藏在房间里的食物，加上在附近菜市场买的菜，用一个小电灶烧给大家吃。然而，几周后我再碰见她时，她问起我是否知道有其他养老院招人。她坦言已经两个月没领到工资了。结果，她开始减少为别人烧饭的量，把更多精力放在照顾她带过来一起住的孙女身上。澎湃新闻：老人们愿意为了护理支付费用吗？葛玫：很多老人的退休金并不高，几乎不能覆盖护理的费用。我认为无论是托幼还是老年护理，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应有国家和社会的额外投入，因为它们的顾客是挣不到钱的婴儿、收入不会增长的老年人，本身并不是高利润的产业。为这些产业找更多资源是很大挑战。但如果没有做到，很多家有老人、病人、孩子的人就无法参与工作，经济体变得不好运转。（注：书中写道：“对于养老院投资的讨论，只计算了入住费用减去运营成本的净利润。它没有考虑到为家属腾出照护时间，从而提高了经济生产力这块的价值”。）澎湃新闻：你又提到养老是个需要“放慢节奏”的工作，意味着专业的护理工作既要快，又不能太快？葛玫：我感觉我生育的时候体验了很好的照料。我住院很久，护士们很有效率、很专业，但也没让我感到他们很“赶”，而是会花时间来问问我需要什么、我舒服吗？做得快并不是问题，需要的是有弹性，有必要就慢下来，我认为只要有充足的人力，是可以做到的。多数的时间，养老院的老人们愿意坐在自己的沙发上，互相聊天，一起看电视，但他们也需要去打水、走进浴室，（护工可以做的）大都是一些很小的事，但是很有意义。澎湃新闻：但我要是某一种典型中国老人，可能脱口问一句，“是真心关照我呢，还是为了我的钱”。葛玫：我来问你，你会计划着你的孩子大了来照顾你吗？澎湃新闻：想想也是惊讶，我大概也像你笔下的张爷爷，未来“不敢”要孩子陪伴我。葛玫：那么如果可以花钱请人来照顾你，你会感到更舒适吗？如果我可以负担，我愿意支付一些费用，让享受这份工作的人来照顾我。我遇到过有的人享受这份工作（注：指护工杜女士），在人的生命尽头给他们尊严，是很有价值的。有一些养老院给护工提供的条件不好。让这些护工喜爱自己的工作，养老院管理得好不好很关键。护工要做很多搬运工作，很多是个头很小的女性，而要被搬运的是很沉重的身体。她们的日常很乏味。在医院里，有一些病人和家属对他们态度很差，她们却不能态度差。作为外地来的工人，可选择的其他工作是建筑工或者开个小店，都是很艰难的活。澎湃新闻：对于拟定护工应当遵守的伦理，你有什么建议吗？葛玫：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有很多中国国内学者做过好的研究。不过，就我来说，我觉得理解“尊重”概念很重要，如何尊重一个不能与你沟通的人？婴儿护理也是类似：即便他们不能和你说话，你仍要在做一件事之前告诉他们，要总是很注意他们的反应。当你老了，要依赖别人，一个很重要的需求是仍然感到自己被当做一个“人”来尊重，即便不能动了、不能说话了。这大概是最重要的护工要遵守的伦理吧。澎湃新闻：老人与护工之间有较为理想的关系吗？葛玫：张爷爷和他的护工郭先生之间的关系很亲近，但张爷爷仍然无法与他建立家人之间的情感联系。我想这是搬进养老院的弊端，身边的护工不仅是收费的，而且是暂时的、经常在这里打工的时间很短，很难复制一种家庭关系。我觉得社会护理更理想一些，如果护工和老人是来自同一社区的，住的很近，他们能保持长久一些的关系——即便护工不从事这个工作了，他们还能联系上。这样的话，双方都会觉得花心思去经营一段关系是值得的。我在书中写道，如果护理员和老人都待得久，护理员能主动调整在一起的工作安排，做一些创新，老人之间也会形成一种类似社区的关系。不过随着科技进步，我相信其他的模式也有希望。 “坏人变老”与“养儿防老”近年来，市场经济观念将“互惠原则”重新定义为“理性计算的平等交换原则”，然而当代老年人由于之前挣的工资非常低，无法采取这种交换。此外，居住空间缩小、子代收入提高、孙代减少都阻碍了多代同居，切断了这条老父母为家庭做出贡献的主要途径。尤其是残疾和无法自理的父母，无法参与到代际交换中，只能作为受惠方，这就增加了他们的内疚感和负债感。将自己的需求和欲望最小化，是老人们应对亲子关系失衡的策略之一。策略之二，是为孩子提供无形资源，以代替有形资源。例如，张爷爷觉得，主动搬进养老院是给予女儿真正想要的东西——时间、金钱、空间和自由。他力所能及地维持了亲子关系的和谐，或至少是感觉上的和谐。（2013年9月，田野调查开始之前）母亲转到神经康复科后，父亲和我开始商量照护计划。他还在全职工作，我的两个姐妹也是，所以我本想持续推迟实地考察工作。父亲反对我这样做，要我去中国，说他们会解决的。本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个人尽孝（或父母尽仁，看你怎么看了）的行为。澎湃新闻：看你写根据传统文化，父母以“仁”来应对儿女之“孝”，老人们为了“仁”而搬入养老院。我想到了两个人互相鞠躬的画面。他们都想要鞠得比对方更低，结果鞠起躬没个完。葛玫：有意思。我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确实以为会和很多愤怒的老年人交谈，他们可能谈到自己被家人遗弃、说家人没有尽到责任。我感到很惊讶，这种情况很少。澎湃新闻：在中国，受到“孝道”影响，我们倾向于更相信老年人，一旦发现他们不可信，会比较受伤，所以会有“不是老人变坏，而是坏人变老”这种特别的说法。你觉得，到了现代社会，中国“敬老”的传统还能延续下去吗？葛玫：作为一个外国人，在大学里读到中国传统的时候，感到非常新鲜，它填补了我思想观念上的空白。这种思想是可以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实践的，切近于日常生活。我个人会把老年人等同于自己，他们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也没有特别高人一等的地方。有的同龄人对我很好，有的想利用我，我想，他们到老也是一样。老年人只是人生经验更多。我尊敬别人的人生经验。澎湃新闻：你如何想象自己的老年生活，希望得到怎样的照顾？葛玫：我最近常思考这一问题。我今年四十岁，可以预想还能独立地生活三十年，希望如此。对于三十年以后发生的事，我可以理想主义一点吧。我希望住进一个社区，有好的医疗服务，如果我需要疼痛管理，我能获得。有足够多在意我的人围绕着我，与我分享一些智识上的兴趣。我希望住进一个房子，大家各有各的厨房，但又近得可以分享各种东西、互相照顾、互相倚靠。即便我病得下不来床了，我还处在各种与人的关系之中。仍然有人来与我说话，我还能对群体发挥作用。我的孩子和孙辈能来看望我，也能离开。我从前总是很乐观地畅想科技能改变多少，生育的经验让我最近更多地知觉到自己身体的脆弱。不过，我还是挺希望看见新科技能解决一些问题，比如把我搬来搬去，护理我的人能少干一些体力活。澎湃新闻：你打算直接向你的女儿提出“来看我”吗？葛玫：会的吧。我父母也不会对我提“来看我”，但我读大学的时候，他们要求我每周日给他们打电话。这种直接的要求挺好的。不过，如果我要我女儿来看望我，她说“不来”，我也不会很生气。我会说“好吧，下周再来”。我希望她可以说“不”，我理解她有别的事要忙。澎湃新闻：现在有一些中国人对于传统的“养儿防老”很反感，认为当父母的不可以这么想。你怎么看？葛玫：你如何照顾一个人，和你将得到怎么样的照顾，我想确实是有联系的。孩子是从父母如何照顾自己来学习自己应该怎么照顾别人。但要是寄希望于他们来照顾自己，也可能失望。我不是为了让我的女儿未来照顾我，才生下她。我们可以把家庭想象成一个更大的存在，她需要作为家的一部分去照顾它、照顾不同的人，但并不对我个人负责任。她不必成为未来唯一一个我能倚靠的人。

周慧，1974年生，17岁高中毕业后，在工厂缝过鞋跟、装过手表机芯，后来考上大专，在深圳工作十几年，做过文员、助理、销售和人事经理。 2014年，周慧从深圳市区搬到了郊区的洞背村，开启了十年无业人生，过着匮乏但也丰富、自在的生活。对旁人而言，搬去村里生活也许只是一段“滚到谷底的下坡路”，却是滋养周慧、让她得以重生的一场“奇迹”。今年2月，她出了一本散文集，名叫《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所谓“奇迹”，指的并不是一个半路出家的写作者终于在人至中年时出了人生第一本书。“奇迹”更像是周慧原本的人生，在40岁这年出现了岔口。而这个岔口将她引入了另一种生活，这种生活让周慧第一次确定了自己的存在。自上世纪90年代初，周慧便离开湖南老家，来到深圳做“深漂”近20年，每个节点周慧都走得清醒又恍惚。清醒的是，她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比如她不喜欢工厂里的集体生活，不喜欢做销售，不喜欢普通的婚姻。恍惚的是，很长时间里，她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知道往哪走，只能被动地接受命运直到她无法忍耐。周慧说：“在深圳工作的时候，我有两种想法会撕扯：是做一个有个性、独立的、不随波逐流的人，还是去过传统框架下比较好的人生。” 她的困惑直到今天这个时代，在很多人身上依然存在着：做着一份不喜欢的工作，没有人能与自己有精神交流，但收入可以、工作不忙，这样的人生该不该满足？是否还要放弃它，去追寻遥不可及的自我实现呢？十一年前，周慧的答案会是，做下去，不逃离。她最后一份工作就是如此，月薪近两万，带一个小团队，有独立办公室，每天有五六个小时摸鱼。原本，周慧可以如此一直生活下去。她说那是一种非常有诱惑力的人生。如果没有外力驱使，“我这么小气的人，看在钱的面子上”，也不会主动离去，尽管她感到无聊和孤独。后来工作发生的一个小插曲，替周慧做出了决定，如今她肯定这是一种莫大的幸运。周慧投入另一种命运，一边生活，一边尝试写作。她在村里的邻居黄灿然，是一个著名诗人和译者，曾经说：“蛋蛋啊（周慧的小名），很了不起的。她呀，没工作没收入，却能在村里生活下来，一活就是三年。”（如今这个数字应为十年）周慧周慧在书里记录了她这十年的生活。她写自己，一个在海边村里独居的中年女人是如何与日常和回忆共处的；也写各种人，高速发卡站的年轻人，奶茶店的小哥，小巴上爱报站的老头。她写深圳的很多地方，写溪涌、民治、莲塘。她写走路的律动，脖颈的汗珠，右腰的小疙瘩，写煮粥的米粒在锅里膨胀，霉豆腐长出海葵般的毛毛。她写虎皮（她养的一只猫），写禾雀花、鸭掌木，写风雨欲来，也写自我审视。大多数时候，周慧不愿以写作者自居，她总觉得自己不够格。但在这本书里，周慧提到过写作对她的意义。她说，写作是一件高贵的事，能使自己从沉湎里浮出来，变成一个高贵的人，而且写作是一件武器，可以对抗任何事物。周慧没有成为谁的妻子、谁的母亲，也不再是谁的员工，现在她是一个无业的独身女人。也因此，“周慧”这个身份得以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她过一种阅读、写作和健身的生活。她说，如今她没有写作焦虑，没有容貌焦虑，没有金钱焦虑，也没有衰老焦虑，但还有健康焦虑。三月的一个周六的夜里，我与周慧聊了三个半小时。周慧的声音清脆年轻，几句话后面常常跟着一长串狂笑，放肆而坦荡。她告诉我是什么让她离开了那份“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从城市搬到村里的；也描述了自己十七岁离家工作后心中的种种疑惑、矛盾和无力；最后，她讲述了，她是靠着什么以极少的钱在一个村里生活至今、如何寻找到使贫穷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物的。以下是周慧的故事：生活不改善也能过不久前朋友问，你有感到幸福的时刻么。我说了三个时刻。深夜跑步，地球在脚下移动，月亮高悬，蝙蝠低飞像微型超人从眼前掠过，萤火虫在林间舞动；有效率的一天，写了完整的东西，觉得自己赢了时间；健身回来的路上，身体像浸在暖洋里，从盐田回来时从高处看灯火辉煌的港口，从大鹏回来时在土洋大桥上看左侧漆黑阔大的海。以及没说出来的，阅读时那种坐在家中尽享人间瑰宝的感到无比幸运的时刻，还有掐指一算每月只需千把块（前提是身体不能生病，社保钱也不能算进去）就可以一直这样生活下去时感到无比满足的时刻，还有回家时看到邻居们放在我门口的水果零食的时刻。村里下山的路如果我三十多岁的时候，别人告诉我，我过的是目前的生活，我会觉得太惨了，太可怜了，人怎么走下坡路走这么快，是滚下去，滚到谷底的。那时候你让我主动放弃工作去村里生活，我不干。三十多岁时，我想要的是安稳的生活。那会儿我工资还可以，买了小房子，公司又给我配了一个车。辞职之前，我觉得在深圳要过一种好生活，人要往上走，过好日子，为自己的命运负责。也会在意别人的眼光和认可，想要事业有成，有儿有女，想要孩子感谢你。你付出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不能摆烂，不能日子越过越差。那样的话，别人也看不起你，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到最后老的时候孤苦伶仃，面对失败的一生怎么办？奇怪的就是，我在深圳（工作）的时候，也没有很积极、很努力。那时候，我有两种想法在撕扯：是做一个有个性、独立的，不随波逐流的人，还是去过传统框架下的一个比较好的人生？我也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搬到村里之前，我从来没有跟人有过深度的精神交流。我以前是没有文艺生活的，不进书店，不看电影，更没看过Live house。我可能心里一直都喜欢这些，但没什么机会跟人交流。后来我妈走了之后，我生活慢慢有些改变。我开始有文艺生活了。那时候我看书了，再加上手机能上网了，微博也出来了，我会写点微博。最开始我是加了一个独立音乐的交流群，认识了书店老板，他很爱音乐。慢慢和其他人也熟了，经常去书店玩，在这里加入了一个小型读书会，成员就六七个。我很羡慕他们这些人，特别羡慕。他们活得好精彩，有做摄影的，有做策展的，有画画的，有做音乐的。他们有文艺生活，有份喜欢的东西在做。以前我们读书会都在市里的“旧天堂”书店开，有一次他们就提到说来村里开。来了之后发现这里简直太好了吧。洞背村是一个很小的村，只有十几户人家，很安静。村子坐落在山腰上，进村里是要往上爬一爬的。村里盖了一些自建房，每个都有好几层。这里空房子很多，租金也很便宜。读书会的成员那天全部决定住到这里来。因为市里有工作、有房子，大部分人都是在这里租了房子，两边跑。我开始也是两边跑，后来觉得住不回市里了，就把市里的房子租出去了，彻底搬过来。我租的房子800块钱，80平米的两房，三面都能看到山、海，很漂亮。孙老师（孙文波，诗人）、黄老师（黄灿然，译者和诗人）也是那个时期搬到这里来的。陆陆续续住进这个村里的外来人都是些比较有个性的，跟主流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想想其实也挺主流的，每样的生活都有成千上百人在过。在洞背村，周慧和朋友们来了这，我发现黄老师也没有工作。他辞职了，就做翻译和写诗。翻译没多少钱，写诗更挣不了钱。孙老师也是做了一辈子诗人，一流诗人总是不赚钱的，赚钱的是二流诗人（小声说），他最开始在洞背的房子，大部分家私电器都是朋友送的。我一邻居，他以前做广告公司很不错，到村里后开始学花道，现在各地教学很厉害；我另一邻居，做设计很厉害做到大公司总监，住村里后开始学传统文人香，现在全深圳她算是传习第一人。村里还有些人，以前在市里的工作很好，就喜欢村里生活，跑过来开民宿，一开十来年。村里很多人的想法是，只要有吃的我可以不上班。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冲击到我，让我知道原来可以这样过。黄老师老说： “生活不改善也能过，也是生活。” 有时候我说我要去改善一下生活，多挣点钱。黄老师会说：“你干嘛要改善生活？你生活现在不好吗？人家别墅都建在我们这些地方，有山有海，有饭吃，有床每天睡到自然醒，这么好的空气，这就是最好的生活了。你要出去打工，辛辛苦苦看脸色，何必。你就这样过不挺好的吗？” 我最早会焦虑养不活自己，怕没饭吃。但是我很懒，而且我没有信心去主动寻找，我就等着。我等着一个东西把我起出来。等待一个变故。我在想说不定哪一天我海外有个亲戚找到我，说其实我不是我妈我爸生的。或者有人过来说非娶我不可，甩几百万，说拿去。我一天到晚做这些梦。但是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发生。这几年这个压力没有了，我发现人只需要一点点东西就能活下去。我父母都不在了，我没有任何用钱的地方，一个月三四百块钱，买菜买水果买肉够了。你可以想象到吗？我现在完全没有压力，没有焦虑。我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我每天所有的时间做的都是自己不讨厌的东西，接触的人里也没有一个是我讨厌的，讨厌的我全部拉黑了。村子有山有海空气好。我可以在家里全部光着，因为我的窗子就朝着后面的山。前后都是山，南边客厅可以看到海。到了晚上一点声音都听不到，没有城市的声音。有时候没事干，我在阳台看下面的巷子，半个小时都走不了一个人，很安静。房间的窗户我这十年就这么紧巴巴过日子，还特别滋润。干嘛要去干自己不想干的活，见自己不想见的人呢。我对我自己很了解，我也过不了很奢侈的生活。我喜欢这种生活。你现在让我放弃村里这种生活，去找一份很普通的工作，我不干。钱不可能成为我的目标为什么我觉得有钱绝对不应该成为一个人的目标，至少不可能成为我的目标？我有个亲戚这些年过得很好，她老公在外地开工厂挺不错，她带小孩在城里读书，长期两地分居，老公每个月给她生活费，给很多，她每个月会全部用完。我头两年去她家，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坐家里，看到家里东西又多又乱，茶几上可能有上百种零食，我实在看不过去了，说我给你收拾一下房子吧。她家里有钟点工，但她也不知怎么收拾，都是能用的，就是太多了。年前回去，她说你们不要在家里做饭了，出去吃，有几个餐馆还有很多钱吃不完。后来她老公只给她买东西，给她买好车，在餐馆里面存钱让她去吃。不会给她太多钱，因为给多少，她都会花完。她日子过好后学会了喝酒，有时喝很多，我觉得她可能有点抑郁，她那么聪明的人，曾经那么有想法的人，看过那么多书，最早时我们一起看《读者》，后来她还看鲁迅、余华，李娟，她也在QQ上写点东西，写得很好，前两年我去她家，看到项飚的《把自己作为方法》。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从来不为生活烦恼，生活就会成为你的烦恼，反正，看到她的生活，我不仅不渴望有钱，甚至还有点惧怕，我们只相差一岁多，我怕我有钱后也会像她一样，我怕的。所以说我要钱干嘛？我习惯了这种匮乏感，匮乏会让你感觉丰富，让你珍惜很多东西。简单一餐过年的时候我一朋友送我一盒费列罗。那么喜欢吃的东西，终于有人送给我了，吃到一颗挺开心。又忍不住吃掉了第二颗第三颗，吃完还有这么多——这种感觉非常不好。过年有朋友给我带了蛋糕、凤梨酥、花生糖、蛋卷、费列罗、瓜子、水果，还有我最喜欢吃的薯片。我整个人很不舒服，为什么？我是个没有什么太多自控力的人，我会不断地吃下去。比如说吃薯片，就很难停住手不去拿下一片。吃到最后不享受了，有一种罪恶感，你会觉得陷在食欲和物欲里面了。买一堆零食在家里，我看到的不是幸福感，我看到的是一种混乱和一种堕落感。吃下去它们除了满足了嘴巴，没有任何好处。这些糖油混合物只会让我身体更氧化，血糖更高，胰岛素更抵抗。眼不见为净，我会把这些东西送给邻居。我的家里没有什么零食，或者只有一点点。我没有任何消费欲望，可以说我是个很小气的人，我很舍不得给自己买东西吃，哪怕一个5块钱的蛋糕我都会想很久，我会想5块钱可以买两斤菜了。我的小气不是天生的，主要受我妈影响。小时候，我妈每天把所有钱带在身上，可能也不多，几十块钱。每天睡觉前，她坐在床上从口袋里掏出钱，把钱数一遍，然后把钱锁好，钥匙放到枕头底下，第二天又拿出来放到口袋盖着。晚年她退休了去打麻将，也是把钱都带在身上，走之前数一遍，回来数一遍。她会告诉我，今天挣了多少钱，输了多少钱。我妈只小气小钱，不小气大钱。比如说我二姐要开理发店，我妈拿了2万块钱，后面理发店倒闭了，她也没说什么。但是家里的被子二姐放在理发店没拿回去，我妈就骂了她半年，说你给我糟蹋一个被子。糟糕孤独的集体生活 17岁那年，我的书读完了。我妈、我爸，以及周围所有人，都认为一个家庭对孩子读书上能尽的责任已尽完。我妈让我去城里爷爷奶奶家住，住的意思是，倒马桶洗衣服买菜做饭，有可以工作的机会就工作。我被安排去了奶奶工作过的工厂做事。工厂的名字叫三五一七，这个城市还有另一个类似的工厂叫六九零六。数字说明一切，庞大系统里的一个。厂区白天充斥着巨大的轰鸣，我的工作是踩着电动缝纫机，将半圆形的布缝脚后跟处加固。车间里都是女工，从二十几到五十几岁，每个人一台缝纫机，中间长条台堆满军绿色的布料与鞋帮子。车间被暖气烘得热烘烘的，只有大型工厂才有暖气，这样的工厂在这个城市不超过四家，所有人脸上都挂着满足与骄傲。我学得很快，踩得很圆。半个月之后稍微熟悉了，我不需要全神贯注也能将那个半圆踩得均匀，动作变得半机械。你就会对自己的命运感到很迷茫，这就是我以后的命运，我以后要永远这么踩下去。我便决定不去工厂上班了。一个月十七块钱的学徒工资我也没有领到。过完春节，我妈让我跟二姐去深圳。“随你闯，书，你读不好，事，你也做不好，我反正不管了，你自己奔自己的前途。” 青年时期的周慧十八岁，我在深圳打工。我每天右手镊子，左手小榔头，将手表的三根指针“叮叮叮”敲到表盘上。我装得又快又好，却很穷，因为总被分配到非常难装的机芯，返工多罚款多。装手表的工作，其实我是很喜欢的。我喜欢做简单的体力活，按部就班，不用过多的脑力。而且流水线管得不严，大家乱开玩笑，没那么压抑。我只需靠10%的精力去关注装手表，其余90%用来在脑子里面想自己的事情——你获得了很大的自由，同时你又得到了工作的报酬。但其他的事不是我想要的。工厂流水线的集体生活是很糟糕的，很孤独。我住集体宿舍，下班之后跟几个女孩子一起吃饭，一起洗澡，一起逛街，各谈各的恋爱，很容易分手，很容易打架。那时候很少人留在这个城市，女孩子全部是挣了一点嫁妆过几年就回老家结婚了。男的也是，要么跟工友结婚了，要么找个老乡谈恋爱。我是在关内的工厂上班，有时候你会看到办公楼里下班的小姑娘，她们不是穿的工衣，她们穿自己的衣服、拎着包，一起吃饭和逛街。我们工友不会去她们去的那些高档地方，因为自卑。大家只会去工业区街边的小摊，在那些地方消费，去打桌球或者看录像。看不到前途。你没有朋友，没有个人，没有隐私。你的隐私只能在你的头脑里面。你的床上都不可能放任何其他的东西。我为什么要成人高考？我要到写字楼去。我要过一个至少我可以自己去上班、下班的生活。我只有高中文凭，要做文员的话，没有经验，又不会电脑，很难，那就只能去拿一个文凭。最好考的就是会计。这个专业是当时的男朋友帮我选的。他是大学生，被分到韶关的一个国营电厂。他觉得会计毕业后好去他们厂里上班。我去读大学的时候，是二十岁出头。我那时候不知道自己可以做选择，也没有表达过自己想去哪里、做什么。我不喜欢会计，我讨厌一切跟数学、跟计算有关的东西。读的学校也是，在常德，其实我成人高考的成绩是全校第一名，我完全可以上更好的学校，更好的专业，但那时自己完全不会去主动争取与更改。七上八下的二三十岁从成人高考出来之后，我能够找到写字楼的工作了。找的第一份工作是文员，做了不到两年，当时公司在华强北搞了一个铺面，就让我开始做销售。做了一年，换了一份工作，从部门助理干起，做到后来，又让我做销售，工作了一年，我又跳槽了。可能是我表达能力好，人也聪明外向，他们以为我很喜欢跟人打交道，老觉得我很有能力，说你不做销售可惜了。但我不喜欢做销售。不带任何目的地跟人打交道我OK。那时候在论坛玩，网友聚会，我侃侃而谈，魅力十足。我坐公交车，能跟司机聊一路。但是你要让我去跟别人推销一个什么东西，成交个什么单，或者每个月跟老客户打个电话维护关系，就很难。因为我是一个不喜欢求人的人。那时候销售有任务，一个月销售几万，你没有老客户，就得开拓新客户。要到其他的柜台去打听公司的业务，问从哪里进货，这个过程里你要展现自己，要让自己变得可信赖。我做不来，也不喜欢被别人拒绝。我很了解自己，我不喜欢跟太多陌生人打交道。我很不喜欢推广，连我自己的书我都没有在朋友圈怎么推广，不好意思。后来我想，是我不够自信。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很难落落大方，去很自信地向别人展示一些东西。至少在那个时候，我是绝对自卑的。周慧的背影后来我去关外，为一个小地方的商会工作。我负责给内部报纸写文章。我旁听商会的一些企业家谈话，整理一下，一周出一期内容。现在想想，我不喜欢这些工作也跟上司有关系。我的上司都是男性，刚好我遇到的这些不太会管理，没有给过我好的鼓励。我遇到一个好的女性管理者。她很职业，雷厉风行，单身，自己带个娃，部门的女孩子都带得很好。我跟她还相处得很好，但可惜她不是直接领导我的。我最后一个老板，我从来没有见他高兴过。他有点强势。你汇报演讲的时候，他如果觉得你讲得不好，会直接把你轰下台。虽然他很信任我，但他很少认可或称赞我的工作。在那种环境里，我不自信，不觉得自己能扭转或者去创造自己的命运，能去挖掘自己的爱好。我每一次跳槽都是被迫——实在不舒服了，去找一份新工作，而并不是说我有目的地去找个喜欢的工作。我的生命中间，没有出现过一个经验比较足的人，来帮助和指点我，从来没有。我的两个姐姐不会跟我聊这些职业方向、个人爱好，父母更不可能。包括我的恋人，他们都只觉得你做份工作多挣点钱就可以了。丝毫不后悔的被动辞职我上一份工作是十年前，辞职是半被动的。原来的总经理出来创业，他走了后，集团调来了新的总经理。我当时做人事行政经理，是前总经理一手带上来的，是团队的核心成员。我个性比较强一点，不太喜欢新总经理。后来我就辞职了。我出来后，前总经理给我定心丸吃，说你放心，不用找工作，好好歇半年，我以后干什么肯定有你的饭吃。我就没有出去找工作，甚至搬到了村里住。那时候我还不到40岁。也有人给我介绍工作，我都回绝了。也不是为了等前领导，而是我不喜欢做人事经理，我觉得我做得不好。 HR岗位很敏感，有的时候是要站在公司的角度考虑。比如公司想降薪、调整岗位等等、这些工作都需要我来做，这时我会觉得有点困难，有点力不从心，很难做到员工与公司都满意的双赢结果。可能因为我不太爱这份工作，也就不太敬业，经常摸点鱼。把每天的事情安排好。门一关，可能五六个小时就在做自己的事，其他部门经理全部24小时手机开着，半夜也接电话。我下班之后手机会开静音。最开始公司让我做人事行政经理的时候，我还拒绝过几次，说我做不好，做个总助或者秘书就好了。总经理说，说你怎么这么没出息，这是人家求之不得的机会。后来实在招不到合适的人了，我才去做，这一做，就是六年，直到辞职。我觉得做得好的方面是企业文化，公司年庆、年会，创办内刊、员工活动排练房等，我们是物流企业，十几年前我会做长视频，年庆时租电影院放映，当时集团总部都没做过，集团曾想调我去上海的总部，我没接受，怕自己做不好。 HR岗位我做了六年，从时间来看，虽然我自认不优秀，但公司可能认为我是合格的。我不太自信，可能跟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方式有关。也许我母亲要求很高，她勤奋努力，能吃苦，她看不惯我懒散的样子，从小就说我没出息，说我以后做不成什么事。这也许是她的激将法，只是在我身上起了反作用。我也觉得自己没什么用，我能自己决定去考成人高考，跳出流水线，我就觉得完成了人生课题了，所以能做到HR，我已经很满意了。再往上爬，我没这个野心，也不觉得自己有这个能耐。其实上班时的空闲时间里，我也没做点自己的事情。我没有宏图远志，没有赚钱的志气，也没有想要成功，或者想过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走后没多久，公司被世界五百强企业收购了，如果当初对我新来的总经理好一点，多认清形势，做下去，继续稳稳当当，带我的团队。我买的小一房就可以换成两房、三房。后来前老板创业时有叫过我几次，但我那时在村里过得太舒服了，创业项目又不是自己熟悉的，就没再去职场，彻底躺平了。但是我没有丝毫后悔，而且我很庆幸这个事情发生了。寻找使贫穷微不足道的事物能出书是一个偶然事件，像走狗屎运一样的。住到村里后，天天无事，就开始阅读，那时我们的小读书会还在持续，都是文本细读。有阅读，就有感受，就想写，会写一些，我和黄老师刚好住一栋楼，还有住在村里的孙老师，他们说我写得不错，鼓励我多写，黄老师还说：“蛋蛋你要多写，你写得很好，说不定以后能出书。”我没当真。我觉得这种鼓励像——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子说你以后肯定会成为科学家一样。他们的地位、作品、成就对我这些幼稚文字，我这三脚猫功夫的肯定，我觉得是基于对邻居和晚辈的善意称赞。我真的很蠢很扶不上壁，没有珍惜。黄老师跟我说过，让我每周写一篇，他来帮我看一看。他跟我说过两次。我一篇都没交过，我当没这个事。我是懒吗？不是。我是觉得没有任何资格请教他。我觉得我不够格。除非我写了几百万字，积累一定的量引起一个质的飞跃了，我才能够去请教他。比如我现在刚刚开始看诗，我连现代诗都看不懂，意象、隐喻、节奏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我就去问露易丝·格丽克，你这首诗怎么是这么写的？为什么这句话都没说完，就分行了？那不就是很傻吗。我跟他们就是小学生和学者的区别。你请教不了，中间隔了太多了。我是一个不太专注的人，比如说我看小说，可能5分钟就要走一次神，或者10分钟就要起来吃点东西。我不是个学习型的人，又懒、思维又不专注，闲云野鹤一样的一天到晚。但是我能从阅读中获得极大的快感。三四天里，伴着书中的各个人物走完他们一段或全部的人生，感受其中的丰美、复杂、绵密、契阔，阅读像是日常生活里一条鲜为人知的捷径，你找到它，越过障碍攀上去，它会送你到山顶，你瞬间拥有俯瞰的视觉。我没钱旅行，我不认为我这一辈子有机会去非洲，我知道它有白象似的群山，白人走后原始森林吞噬无人的城镇，而亚历山大曾经是另一个中心，犹如希腊。这是我的非洲版图。我还有北美洲、南美洲、欧洲，甚至婆罗洲，这些我认为此生都难以前往的地方，我通过阅读构建它们。奈保尔的《非洲的假面具》《河湾》《半生》《游击队员》，库切的《耻》，加缪笔下的阿尔及利亚，卡瓦菲斯诗句里的亚历山大，电影《走出非洲》《第九区》里的约翰内斯堡、《通天塔》里的埃及，以及非洲的音乐，构建了我的非洲。我是农村长大的，虽然我妈是小学老师，但是家里没有任何除了课本以外的书。初中我也没有能力去买自己的书，我妈也不会给我买。高中就看《读者》、席慕容和一两本三毛，那时所有的中学生都是这么看的。后来我出来打工，住在工厂宿舍。那时候哪里会想读书？书根本就不是生活里面的东西。后来去成人高考，回到学校上了一年半，看一点点书，也不比我们宿舍的人看得多。但是我跟她们看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她们看很多港台的言情小说，我不太喜欢。20多岁的时候我看不太下去言情了。不知道是出于功利心还是虚荣，我会看一些经典，比如说苏童的书，偏文学性一些。我真正意义上主动去购买文学类的书，主动去想打开这个世界，我都29岁了。那是缘于我有次看了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里面有一篇文章叫《我的师承》，提到了作家杜拉斯和卡尔维诺。我买了一套卡尔维诺的书，是上海译文出的，看了之后，特别喜欢《看不见的城市》那些小短文，发现居然还有人这么写东西，震撼到我了，就开始慢慢买书看。当时我买的都是特别好的书，但是因为阅读经验有限，看不太懂，很多书就看了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但是也不妨碍我去看，市面上出了什么好书，我又去买。我现在书架里一半的书都是那个时期买的。洞背村家里的书架持续性地阅读之后，你会有很充沛的感受，很羡慕他们能写得这么好。得找个出口。30多岁的时候在公司上班，天天摸鱼，我就在电脑上写一点打发时间。写完我发在论坛上，后来有微博了发到微博上。我现在回想起来，写得挺老套的，就类似春天来了多么美，树叶那么绿，我想念家乡那种。当时想写好点但是写不好，因为阅读经验不够，也没有去沉淀和练习，写得乱七八糟的。搬到村里来之后，以前写东西的习惯才真正捡起来。我以前写东西很快，可能半个小时就一篇；后来写东西就比较慢，有意识地想把它写得更好。最开始写的东西我不把它叫写作，我把后来的叫写作。以前只是描写生活，现在是面向内心的一种写作——我也在观察自己或者在挖掘自己。写东西会让我专注。写的过程你的头脑在“跑神”，很忙的。如果刚好手上有点吃的东西就更好了，我可以坐住一个小时。写作能使自己从沉湎里浮出来，变成一个高贵的人。而且写作是一件武器，可以对抗任何事物。我从不觉得自己特别，但我希望自己能和别人不一样。写作是能让我有这种感受的。如果我没有搬到村里，我一定是在城里上班，我不会这么写。我现在看，我居然还出了一本书。我初中的学校早就被夷为一片平地，同学们大部分还在农村，他们或承包了几十亩藕，或养小龙虾，或种大白菜。很多女孩子做了奶奶，做了外婆，带孩子，天天跳广场舞。高中同学我都没有联系了，我想大部分也都在县城。我大学学会计，大部分同学都是女孩子，毕业后大部分也做了会计。现在她们也退休的退休，带孩子的带孩子。没有一个是像我这样的，也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孩子的。这么看过来，我的命运跟他们都不一样。我还挺骄傲的。虽然他们会说，你这么大年纪没有孩子，天，你以后老了怎么办？ “我只有健康焦虑” 我特别幸运。这10年除了阅读和写作，再一个对我很重要的是健身。我头疼多年，几年前曾持续疼了半个月，去医院拍片，没发现明显的器质性病因。这些年时缓时急，去疼片占我百分之九十药物的开销。前年起又新添了眩晕的毛病，虽然每天走一万步，只是减缓了发胖的速度，对头疼基本没什么用。刚到洞背村我也不去健身。后来，我楼上一个邻居有健身的习惯，说大鹏开了一个健身房，你去办卡，我们一起去。先开始我俩一起，后来我就自己一个人去了。因为他有钱上私教，我没钱，我上团操，年卡上团操免费。我是70后，又是农村出来的，身体根本就打不开。我上了几年健身课，都是上团操。教练在前面教，我们十几个人二十来个人在底下跟着。第一年的时间，我都一直站在后面。后来，动作熟悉后，我就一直站C位，杠铃搏击瑜伽都上。后来我迷上了一种舞蹈课，BodyJam。BJ我至少想了5年，试了几次都被劝退，太难了，完全跟不上，很受挫。我就在家里跟着视频练，也很难跟上，但它太好看，音乐太好，不学会它我觉得此生有憾。一次次，厚着脸皮去健身房跟课，从站最后一排到慢慢移到前排。有一天，有个套路我跟了七八次后，突然就跟上了，跟上后那种快乐的感觉，简直是要喊出来。我可以这样告诉你，我一生中最快乐最嗨就是跳BodyJam，快乐到你想要尖叫。健身打卡计划锻炼的枯燥与痛苦是真实和实在的，这让很多人停在起跑线里，他们没有享受到痛苦后那长而持久的快乐反射弧。每次从健身房出来后的一两天，我都能感受身体的舒适与情绪的愉悦。阅读、写作和运动这三个，只要你从中就获得了快乐，你这一辈子都会扔不开。我看你的提纲说我大姐对这个世界感到不安全，我有没有？如果我身体不健康，我就会非常不安全。没钱治病就尽量健康。我现在没有后代，我也没什么朋友。我必须尽量把健康有质量的生活拉长。我看了很多关于健康的东西，紧紧抓住世界医学的前沿。我关注心血管、胆固醇、轻断食、细胞自噬这方面的知识。现在健身的频率下降到一周一次。前几年，我一周上5次课，大部分时间都是跑跑跳跳的，导致膝盖有点问题。辞职前我在深圳买了个一房一厅的小房子。我是三十八九岁买的房，自己才住了不到一年，我就辞职了，搬到洞背了。要是没有这个房子，我也不敢过这样的日子。小房子租出去后能还月供、交洞背的房租，甚至还多几百块钱生活。后来洞背房租从八百涨到两千多，就完全不够用了。我找我朋友借了一笔钱，现在负债一天比一天多。我朋友不用我那么快还。所以你看我欠债欠这么多，我也不急。之前，我帮一个餐馆在写公众号。它一周发一篇，一篇200块钱。这样维持了大概一两年的样子。后来餐馆坚持不下去，老板转出去了，我也就没有收入了。我住在山中间，出村要经过一个大下坡，我的车每次下坡咔咔地响。车是一辆二手的银色雪佛兰，刚搬到村里没多久时用三万五千块买来的。除了上次夜里暴雨时雨刮器坏差点命丧山谷，它一直很安全。黄老师在村里的时候，要去市里参加活动要叫滴滴。我跟他说叫滴滴不如叫我，我想赚这个钱，黄老师会给我比他叫滴滴多很多的钱，我不收他非给，直接在公号打赏，退都没法退。我还有一部分收入是公众号的打赏。有的朋友喜欢我的文字，他们会打个5块钱，8块钱。有个朋友特别喜欢，每次看到我更新就会打一块钱，表示他看到了，支持我。打赏多的时候一个月有几百块钱，后来我写得很少，一个月也就三四十块钱。可能有个房子兜底所以不太焦虑。大不了把房子卖了，还掉月供，还有几十万。卖了之后，可以申请公租房。我也有社保，只要我不得大病，这一辈子也可以过得很好。和虎皮我没有写作焦虑，没有容貌焦虑，没有金钱焦虑，也没有衰老焦虑，我只有健康焦虑。我对我健康又很有把握。我会写下去，但是写什么我没有想法，没有目的。如果你持续阅读更好的东西，它一定会激发你想表达。阅读和写作能够让日常生活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会没那么沉重、无聊和单调，它会让你的人起飞，我很享受这种过程。书出来后，收到很多的认可与称赞，我非常羞愧，同时又很开心，如果有人能从我这本书里获得一些安慰与鼓励，就是对我最大的认可，这也确定了我对写作的信心，我现在相信，我的写作是有效的，有用的，以后我肯定会写下去。（文中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BOSS直聘（ID：bosszhipin），作者：迟文，编辑：闻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