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据美国中文电视台报道，纽约华裔老人谢俊文被殴致死案历时一年多时间终于落幕，非裔男子安德森周五在皇后区刑事法庭获刑6个月及5年监外行为看守，当庭收押。谢俊文家人出席庭审，表示对结果失望。 　　报道称，去年7月将华裔老人谢俊文殴打致死的非裔嫌犯安德森在律师陪同下出庭，他身着深蓝色运动裤和帽衫，家人并未到场。死者谢俊文的儿子、女儿在两位友人的陪同下现身法庭。 　　法庭上，谢俊文的儿子谢伟康在发言时说，直到现在看到父亲空置的床铺和家里空空无人的后院，就无法停止住对父亲的思念。他的离开给这个家庭带来巨大创伤和不可挽回的损失，从此这个家庭失去了丈夫、父亲和祖父，而社区也失去了一位热心义工。 　　“我的父母本应当迎来结婚40年的纪念日，然而现在我的母亲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醒来。我们对于6个月的刑期表示愤怒，我们认为法庭没有给我们应有的正义。”社区人士陈家龄代表谢俊文女儿发言。 　　嫌犯安德森在庭上表示对受害人的家人表示歉意，法官随后宣布安德森入狱6个月以及5年庭外监管。对于这一判决，谢俊文家人、朋友均表示难以接受。

　　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周六(2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宣布，美国川普政府将退出联合国一项旨在改善移民和难民处境的协议，称这项协议与其政策“不一致”。 　　据报道，美方在一份声明中宣布，“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今天已向联合国秘书长通报，美国将不再参与《全球移民协议》(Global Compact on Migration)。” 　　据报道，2016年9月，联合国大会的193名成员一致通过一项非约束性政治宣言，即《纽约难民和移民宣言》，该宣言承诺将维护难民的权益，帮助他们重新安顿下来，并保障他们接受教育和获得工作的途径。 　　美方在声明中称，“《纽约宣言》中包含大量与美国移民和难民政策以及特朗普政府的移民原则不一致的条款。因此，川普总统决定，美国将不再参与这项预期将于2018年在联合国获得国际共识的协议。”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妮基・黑莉表示，美国将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对移民和难民给予“慷慨”支持，但“我们的移民政策必须始终由且仅由美国人决定”。她说，“我们将决定如何最佳控制我们的边界，以及谁能被允许进入我们的国家。《纽约宣言》中的全球方案与美国主权不相容。” 　　报道称，在川普及其“美国优先”政策的驱使下，美国已从多项奥巴马时期加入的国际协议中退出，包括《巴黎气候协定》。最近，美国还以其“反以色列倾向”为理由，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美国又发生辱华事件？就在前几天，伊利诺伊州一家大巴公司向顾客群发了一封含有歧视中国学生内容的广告邮件。在接到投诉后，该公司老板竟连发两封所谓的“道歉信”，不仅把锅甩的一干二净，甚至还多次使用挑衅语句，而这家公司的黑历史远不止这些……不多说，和主页君一起来看看吧。 　　提起 UIUC（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相信大多数小伙伴都不会陌生。这所位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附近的大学有着全美人数最多的中国学生，截止2016年，10843名国际生中有近5000人来自中国大陆，占全校人数近20%，甚至被人戏称为“伊州大学中国分校”。 　　学校方面也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求学者，校内为中国学生设置了专属的 writing center（写作指导中心），足球比赛有汉语播报，连食堂都口味都开始偏向中式。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学校一样好客，有的人对此反而心存不满——最近， UIUC 附近一家主要面向学生的大巴公司的广告邮件中，就公然出现了针对中国的种族歧视语句。 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家大巴公司叫 Suburban Express，他们主要的客户是 UIUC 的学生。因为学校在一个小城里，学生们通常选择在周末和假期时搭乘这家大巴去芝加哥或周边其他地区玩。 　　当地时间上周六（12月1日）早上，Suburban Express 群发了一封广告邮件给他们的乘客，为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假期做宣传。 在邮件中，他们列举了提前订票的各种好处，而其中一条是： 　　“乘客都和你一样，你绝不会感到自己在中国似的。” 　　 　　这句话基本上等同于，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某客运公司打广告说“保证你不会和外地人坐一个车。” 毋庸置疑，这句话立马引起了大面积的反感和抗议，不仅仅是中国学生，包括 UIUC 的校报《The Daily Illini》也刊文声讨这一明白无误的种族歧视行为。  　　   　　实话实说，如果仅仅是一句不当的广告词，这件事客观上还算得上“可大可小”，Suburban Express 认真道个歉的话，相信也不会有人揪着不放。 但接下来这家公司的所作所为，简直可以用“令人智熄的操作”来形容。   　　   　　在收到不少投诉后，Suburban Express 又发了一封标题为“道歉”的邮件。然而，这封信从头到尾看不出一点歉意，反而充满了轻佻和傲慢之词。 　　一开头 Suburban Express 就把锅甩的一干二净，声称那句话的意思不是歧视中国学生，而只是因为竞争对手的公司主要接待中国学生。 在信中，他们还用了诸如“这一言论并不是说要打“非白种人族裔”的脸……”这样的语句。   　　   　　紧接着他们居然开始评论 UIUC 的经营策略，认为 UIUC 不该招那么多中国人，“你们的职责应该是优先为本州公民提供高质量教育”，“近五分之一的非英语母语学生占了太多空间，已经成为了本土学生的负担”。 　　结尾，Suburban Express 说，“总之，我们可没想得罪半个地球的人”。 真不知道这前言不搭后语的邮件怎么还有脸管自己叫“道歉信”…… 《The Daily Illini》在当日针锋相对地刊出了第二篇文《为你感到丢人，Suburban Express（Shame on Suburban Express）》，言辞激烈地回怼了 Suburban Express。   　　   　　针对这家公司对 UIUC 办学理念的评论，《The Daily Illini》回应说： 　　We would also like to point out this overwhelming fact and hope that Suburban Express can understand it clearly. There is not one domestic student who has been denied from the University because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has taken their place. Let us say this one more time so Suburban Express can digest this fact properly. There is not one domestic student who has been denied from the University because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has taken their place. 我们想要指出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希望 Suburban Express 能够清楚地理解这一点： 　　没有一名美国本土学生因为国际生占了他（她）的名额而被拒绝录取。 　　让我们再说一遍，希望 Suburban Express 能理解消化这个事实： 　　没有一名美国本土学生因为国际生占了他（她）的名额而被拒绝录取。 　　《The Daily Illini》同时表示，即日起报社全体成员将共同抵制 Suburban Express。文章最后说： “Suburban Express 应该明白，你得罪的可是本校近四分之一的学生，留神自己遭经济损失。” 连校报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按理说 Suburban Express 该知点进退——然而并没有。 第二天，12月3日，Suburban Express 再次群发了一封邮件，这次的邮件比上次还长。   　　   　　这封信大意如下：我们1983年就开始为 UIUC 服务了，我们非常了解师生们的出行需求，服务周到。 关于这次的事情，其实是因为，在2013年我们一个雇员和一名非英语母语乘客发生冲突，导致有人在网上专门黑我们，搞得我们创始人都被警察逮捕了一段时间。 那次事件是个误会，但之后，很多亚裔乘客转投其他公司，我们很伤心，所以我们才在广告上这么写，并不是我们拒绝中国乘客，是他们拒绝了我们。 　　结尾还附上了一个代金券想作为补偿，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那张代金券是无效的，当天下午他们才发现，补发了一张。 好吧，简直蠢到了一种境界了……   　　   　　这封信总算有那么一点点道歉的意思——起码有了“apologize（道歉）”，但已经没什么卵用了。在 UIUC 师生看来，洋洋洒洒写了那么多，真正道歉的就那一句，剩下的纯粹是自己找台阶下。 学生们纷纷发表意见： 　　“现在道歉太晚了，这家公司的种族歧视行为已经板上钉钉，看不出一点诚意，只看到了刻意的公关行为。这种“种族巴士”甭想从我这儿赚走一个子儿。”   　　   　　“等等，他们打算怎么解释之前的“本国学生的负担”的表态？”   　　   　　当天，UIUC 校方发布了一封公开信，由学生处副主任Danita M.Brown Young，国际生办公室主任 Martin McFarlane 和全球战略处副处长 Reitumetse Obakeng Mabokela 三人联名发布，表示 Suburban Express “恶意侮辱包括中国人，亚裔和美籍华人在内的我校学生和本地居民”，“这种顽固的种族歧视行为只会得到我们的一致谴责”。   　　   　　信中同时表示，UIUC 与这家公司没有任何商业合作关系，校方无权阻止学生使用他们的服务。但有鉴于 Suburban Express 的如上言行，学校强烈建议大家在搭乘之前三思而后行。   　　   　　而随着讨论的深入，关于这家公司的更多黑历史开始在网上曝光。知乎网友，同时也是 UIUC 学生的@晓渔 表示，几年前，Suburban Express 就因敲诈留学生乘客而吃过官司。 　　@晓渔 大一时，曾经坐 Suburban Express 的车去芝加哥，不久以后收到一封信，打开竟然是法院的传票：信上声称他使用错误日期的车票搭乘大巴，要他马上交200美元罚款否则起诉他。 这位网友一开始自然吓了一大跳，但冷静下来后仔细比对，发现自己并没有坐错车，第二天，@晓渔 带上相关材料去学校的 Student Legal Services（学生法律咨询处）询问对策。   　　   　　结果一问才知道，他并不是第一个来问的学生：几乎所有乘坐过 Suburban Express 的大巴车的国际生在那几天都收到了这封邮件，除了错误日期，还有上错地点等五花八门的理由，要这些刚来美国啥都不懂的“小白”学生交钱。 相当一部分人一听要上法庭，本着破财消灾的原则稀里糊涂就把钱汇过去，。《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估计，至少有124名乘客收到了所谓的“传票”。 UIUC 事后委托律师起诉了 Suburban Express，官司虽然胜诉，但最终赔偿方面不了了之。   　　   　　而这家公司的服务也很差。 　　网上支付系统经常出问题，上车车票必须乘客自己打印，晚点更是家常便饭，唯一的优势可能就是便宜。 　　最奇葩的地方则是，他们居然在官网挂了个视频，内容是讽刺在 yelp（美国版大众点评） 上打差评的用户都是混蛋。   　　   　　Suburban Express 甚至还有一个所谓的“羞耻榜单”——把所有给他们打过差评，投诉过他们，和他们发生过冲突的乘客的详细个人信息都在网上挂了出来：包括姓名，邮箱，电话家庭，住址等等……   　　   　　《The Daily Illini》在报道时，也挖苦了一句“不知道Suburban Express看到我们的文章以后，会不会弄个新的页面，把我们报纸骂成‘没教养’和‘假新闻’媒体”。 总而言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Suburban Express 的表现都可以说的上是“又蠢又坏”。一开始大家还觉得他可能是无心之失，后来觉得他是“种族歧视”，现在来看，原来这家公司对谁都是这样啊……   　　   　　对于留学生来说，我们能做什么？ 首先自然是从今天起和它“绝交”，希望美国的小伙伴们都能互相转告，共同远离这个“智障公司”。事实上，目前从芝加哥去 UIUC 的选择确实也非常多，拼车租车都行，完全没有什么搭乘 Suburban Express 的必要。就算真的要坐大巴车，也有 Peoria，或者 Greyhound 可以选择。 其次，就像主页君一直以来说的，对于类似这样的事件，大家一定要尽量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努力发声。种族歧视无小事，即便是一个蠢公司说出来的，也需要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如果你是 UIUC 的学生（那你八成已经听说这事儿了），可以联系一下 CSSA，或自己熟悉的教授向学校层面反馈，向学校国际生办公室发邮件，如果有需要联名的活动，也尽量去参与； 此外，也可以去向伊利诺伊州人权部（Illinois Department of Human Rights）投诉 Suburban Express 种族歧视，投诉流程和网址如下： https://www.illinois.gov/dhr/FilingaCharge/Pages/default.aspx   　　   　　如果感觉英语不够好，也可以在 Yelp，Google Review 上留下评论，让更多的消费者认清这家公司的真面目。事实上，目前已经有很多人这么做了。   　　   　　最后，对于一些心中尚有疑惑的小伙伴，主页君引用一下知乎答主 @王瑞恩 的一段话：国人是否在扎堆时存在低素质行为这件事，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公共场合的公然歧视类言行属于“敌我矛盾”。 　　不可否认，部分同胞在海外的一些行为确实不恰当且惹人烦，但这永远不能构成种族歧视类言行的正当性理由。面对内部的不文明行为时，我们可以批评，督促，自我反省来提高；但在面对来自外界的歧视时，应当坚定一致地反对和谴责，坚决不能让类似言行大行其道。 　　毕竟，低素质的永远只是少数人，而种族歧视，受伤的是整个族群。  

当成功的定义变成了“我还饿不死”，我想我无法再在温哥华生活下去了… … 我和我男朋友这几个月一直在吵架，从偶尔的爆发，到每天在对方身上发泄怨气。生活的压力如此之大，以致于我们都忘了，我们应该做彼此的支柱，而不是互相伤害。 在温哥华，从很多方面上来评判，我都是成功人士的典范。 我有一份全职工作，并且在相关领域做到了顶级的水平——我是一本当地杂志的高级编辑。我有丰富的职业人脉，一群亲密的朋友，我租住在一间昂贵的、有点拥挤的房子里。然而，我的整个生活仍然挣扎在窒息的边缘。维持这一切，我感到越来越力不从心。我感觉，我付出的巨大的努力，远远超过了我所得到的回报。现在，我只是在勉强维持生活而已，同时，我正在迅速失去面对这一切的能量和信心。 15年前，我刚过20岁生日。和父母说了再见，我离开家乡，一个人来到温哥华。当时是为了去SFU读书。 和每个初到温哥华的人一样，我被这座城市的美丽所震撼。生活在这里，好像每天都置身于童话之中。 在过去的几年间，温哥华的房价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听到很多在这座城市长大的年轻人不得不搬到郊区，甚至更远的地方;我们听说大学生因为付不起房租，睡在校园里;我们也听说，传闻中的神秘富豪来到这座城市，将大把的钱投到房地产市场，然后又离开… … 即便如此，我当时还是信心满满的。我选择把我的技能、活力、感情，还有每月成百上千的租金，投入到我的第二故乡，温哥华。 渐渐地，“温村村民”成为了我的标签。我过起了典型的西海岸生活——健身，做瑜伽，骑自行车到想去的地方，即使下着雨也不例外。 我在温哥华没有血缘意义上的家人，但是我有亲近的朋友，我们那几年里相互支撑，见证了彼此人生中的大起大落。我们一起成长，一起计划着，如何在温哥华展开长期、稳定的生活。我们谈论攒钱买House，后来变成买公寓。我们知道这一切很难，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我们年轻，头脑灵活，有冲劲儿，并且愿意为了留在这个我们热爱的城市作出一些妥协。有那个时候，没有人谈论“离开”。 2015年，我在一堂舞蹈课上遇到了我男朋友。这是我在温哥华遇到的最美好的事情。当时发生的一切就像电影里的情节。我的目光穿越房间，交汇在一起。时间定格了，我们一见钟情。 他是从卡尔加里来温哥华的。后来，我说服他从卡尔加里搬到温哥华生活。 在一起一段时间后，我们谈论到了生孩子的问题。然而残酷的现实是，我们根本不可能负担得起在温哥华生孩子。即使我们勉强做到了，在重压之下，我们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想成为的那种父母。我们永远付不起孩子的托儿费，或者买下一个我们喜欢的房子。而同时，房租一直在涨，租房子也不再是一个长久可行的办法。 去年一月，我在杂志社找到了工作，编辑城市新闻、政治新闻和特稿。这是一份我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工作，我希望能一直做下去，做5年，10年，甚至更久。 然而，温哥华，这座我深爱的城市，却并不允许我这么做。在过去的两年里，温哥华的租房市场就像疯了一样狂涨。 去年冬天，雪暴席卷温哥华。我最好的朋友在列治文宜家的停车场滑倒，摔断了腿。你敢相信吗，就因为这件事，她在温哥华的10年岁月，走向了终结。 她的伤意味着她不能再继续做面包师的工作，比损失收入更现实的问题是，她日常生活自理都出现了困难，哪怕是去超市，做饭，甚至去见医生。拄着两个拐杖，她很难自己完成这些事。朋友们有各自的工作，也只能力所能及地帮帮她。她别无选择，只能卷铺盖回老家。 有相当一部分人，都像我这个朋友一样，他们在温哥华的生活如履薄冰、岌岌可危。如果你的整个社交网络都是由跟你年纪相仿、和你挣扎在同样的生活压力中的同龄人所组成，那么让你的世界倾塌，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意外，轻而易举。 我的彻底崩溃，是从我男朋友跟我提分手开始的。他说，虽然他不希望我们的感情这样结束，但是他真的在温哥华待不下去了。 面对他这样的说法，我无法责怪。 当时，我们租在温西Shaughnessy一座豪宅600尺的后巷屋里。地址听着很高大上，但其实房子本身都快散架了。我们搬进来的时候，窗户被粉刷过，看起来像是关上的样子;现在则是完全大开着，根本关不上，每天风都呼呼地刮进来。洗碗机也是坏的，我们刚来的时候还为这个地方有洗碗机这么“奢侈”的东西激动了半天。卧室的暖气噪音特别大，我每天晚上睡觉都必须戴耳塞。屋子里没有烟雾报警器，没有储藏室，没有地方放餐桌… …就为了这样一个地方，我们每个月得付给房东$1700。房东是一个看起来身家百万，根本不需要我们这点儿可怜租金的女人。我们付的这点钱，也就只够她在加利福尼亚海滩度假的时候吃几顿饭吧。 那段时间，我陷入了绝望和抑郁中。我几乎不再去做瑜伽、骑自行车，和朋友聚会了。因为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些能带给我快乐的事情。屋漏偏逢连夜雨，原本距离我租的房子只有15分钟步行路程的公司，搬到了本拿比，这又使我每天的日程增加了两个小时的通勤时间。而我本来就已经没有时间午休、经常加班、下班后很少参加活动了，这两个小时真的是雪上加霜。同时，我还得在周末做兼职的自由撰稿人来赚外快。在温哥华，钱好像永远不够用… … 生活的压力开始严重影响我的健康，我几乎每天都会感到抑郁和焦虑。 所有让我有“家”的感觉的地方，我写作的咖啡馆，我常去的杂货店，都相继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高耸的公寓。曾经亲切熟悉的街景，渐渐变成冰冷的残骸。 当我男朋友告诉我，他要离开我时，我原以为我脑海中哀求的声音会是“不要离开我”，但实际上，那个声音却是“不要把我一个人丢在温哥华”。 最后的最后，我还是做出了和男朋友一起离开的决定，为了我的幸福，和我想要的未来。 在人生“正当年”的阶段离开一座城市重新开始，听起来很失败吧。 嗯，我了解温哥华，我也曾经深深爱她。我了解这座城市文化和政治上的细微差别，也了解她的社会历史和独特的运作模式。我也知道，去哪里找到一家24小时营业的印度餐馆，哪里有一座秘密的裸体海滩，哪家酒吧可以在下班后去小酌一杯。 我也看到，这座城市的年轮脉络和她的居民的生存发展出现了巨大的差距。 或许有一天，温哥华能找到解决城市可负担性问题的方法。又或许，她还是会继续作为富人的天堂。我很好奇，也很期待看到这座城市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 但是，我不能牺牲我自己在这里徘徊挣扎，等待答案。 很多人可能会问，离开温哥华后，现在的我过得怎么样。我现在在阿尔伯塔省的埃德蒙顿生活。明年1月，我会和男朋友一起搬到卡尔加里，我们已经在那里找到了一间价格合适、宽敞明亮的两室公寓，靠近河边，步行就能到市中心。如果一切顺利，我们计划存钱，在几年后买房子——一座真正的房子，有花园和院子。 温哥华教会了我，我真正在意的东西是什么，对我而言一座城市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几乎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找到自行车道，文明友好的邻居，文艺时尚的咖啡馆。但是，我一直在寻找比这些更重要的东西。我想要住在一个，真正需要我的城市，一个让我感觉，我的付出与回报对等的城市。 当我找到这个地方，我想，我就已经找到了家，找到了归宿。  

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工作场所使用中文的有近28万人。 综合报道，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于当地时间11月29日公布2016年人口普查最新数据指出，职场使用英语的国民比率约有86%，使用非官方的其他语言，占约5%。同时，全国近28万人讲中文。另外，移居加国时间越短，工作时使用其他语言的比率则越高。 官方语言──英语及法语仍然是差不多所有工作场所内的沟通语言。由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5月7日期间受雇的加拿大人之中，占99.2%工作时使用英语或法语。其中使用英语的工人比率，由2006年的85%，增加至2016年的85.8%，即增加了约154万人。使用法语比率则略减少，由10年前的25.7%，下降至2016年的25%。 同时，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以其他语言为母语的打工一族中，移居加国时间越长，在工作时使用英语或法语的情况则越普遍。2016年，使用其他语言的工人中，占八成(80.3%)为移民或非永久居民。 温哥华区逾10万工人用中文交流 职场上使用其他语言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全国三大人口普查都会区(census metropolitan area，CMA)，亦即温哥华、多伦多和满蒙特利尔，占使用其他语言整体人数的64.5%，其中温哥华占21.1%、多伦多占33.5%，而蒙特利尔则占9.9%。 温哥华区聚居大量讲广东话、普通话或旁遮普语的移民，在工作时讲普通话的约有5.7万人，广东话约有4.8万人。属于温哥华区的列治文人口普查分区(census subdivision)，更占30.4%的工人在工作时使用其他语言，成为全国人口超过20万人的普查分区里之最。 移民越久使用官方双语越普遍 在多伦多区，职场上使用普通话的工人约有5.9万人，使用广东话的约有5.5万人，合计超过11万人。同时，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以其他语言为母语的打工族当中，移居加国时间越长，在职场用英语或法语的情况则越普遍。2016年，使用其他语言的工人中，占八成(80.3%)为移民或非永久居民。统计局更指，工人使用其他语言的行业中，差不多半数来自餐饮服务(11.6%)、零售(10.3%)、医疗护理与社援(10.1%)、制造业(9.3%)，以及建筑(8.0%)等界别。 华裔不懂英语也可沟通 但难融入主流 加拿大华商会会长陈若虚接受访问时表示，注意到近数年来，使用普通话的移民越来越多，同样，他们也是高消费群体。有时光顾位于市中心的高档连锁店，也会注意到许多售货员都使用普通话，售货员能够熟练掌握多种语言已成为一种趋势。 陈若虚指，有时候售货员看到一张华裔面孔，就走上前来直接用普通话沟通，这种现象较为普遍，无论是在地产行业，还是在车行，就连银行也如此，他称，主要原因是华裔消费能力比较高，目前来说，就算华裔不说英语，沟通也不是问题。 陈若虚鼓励新移民来到本地多学习英语，这样能够更快融入社会，与本地人成为好友。 他说，若有顾客英语掌握不够熟练，那么就可以安排说普通话的工作人员去帮助;在一家餐馆打工，顾客群不仅有华人，还有本地人，那么服务员需要熟练掌握多种语言，这样才不会让本地人觉得受冷落。 面对超过50%的新移民选择定居大城市的趋势，陈若虚认为，大温地区将会成为地球村，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不能因为语言的障碍而导致隔阂，彼此之间应多一份包容与照顾。  

2015年(加拿大统计局有关数据的最新一年)，落地加拿大满一年的移民的年收入中位数达到24000加元，为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当然这是平均数。不同类别和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的收入水平有相当大的差别。 中位数指的是位于数列中间位置的数据。用中位数体现平均收入水平的好处是计算结果不受极高或极低收入的影响。 在由不同类别移民的年收入组成的数列上，难民的年收入位于最低端，尤其是由政府担保的难民，仅为8700加元。私人担保的难民的年收入为19800加元。技术移民的年收入为26000加元。在被移民部接受以前就有加拿大工作经验的移民年收入更高，达53000加元。 从原籍国来看，来自欧美的移民的收入大大高于来自亚非和中东地区的移民。另外还有性别差异。2015年，欧洲男性移民的中位年收入为50000加元，亚洲男性移民为30000加元。欧洲女性移民为34000加元，东亚女性移民为24000加元。 影响收入水平的因素包括教育程度，英语或法语能力和在外国获得的学历是否得到承认。

　　30名新移民周四在列治文图书馆宣誓入籍为公民，由入籍法官黄昭宇(右)监誓。 　　烈治文布里格豪斯(Brighouse)公共图书馆，周四首次举行公民入籍仪式，有30位新移民参与宣誓，其中包括一对华裔孪生兄弟与他们的母亲。该对兄弟更是图书馆的义工，负责教授儿童捉国际象棋。他们母亲称，图书馆是他们一家常到的地方，能够在该处入籍，令图书馆对她们来说增加多一重义意。 　　■左起：于太太、于安和于平，都手捧公民证书，与图书馆职员合照。 　　周四入籍仪式在图书馆地下举行，由列市市长马保定(Malcolm Brodie)担任司仪，并由华裔公民入籍法官黄昭宇(Roy Wong)负责演讲以及监誓，在仪式结束后，各新入籍公民更在图书馆内拍照留念。 　 　列治文图书馆第一次办入籍仪式 　　列治文图书馆规画及资讯协调员史密斯(Lee Anne Smith)，接受《星岛日报》记者访问时称，这是列治文图书馆首次举办公民入籍仪式。她解释说：“图书馆是很多新移民必到的地方，图书馆又备有不少专为新移民而设的项目，介绍本国文化、房屋、就业及医疗等资讯，更有新移民亲述的故事以及公民入籍试模拟测验等，所以在图书馆内举办公民入籍仪式，是饶富义意的。” 　　史密斯指出，在周四入籍人士之中，有一对华裔孪生兄弟于平和于安，他们在图书馆当义工多年，现在可以图书馆内宣誓入籍，令她与图书馆其他同事十分开心。 　　现年16岁的于安和于平，周四是与母亲于太太一起宣誓入誓。 　　于安表示，他与哥哥在图书馆做义工已经3年，“由于我们很喜欢与小孩子在一起，所以负责教导小孩捉国际象棋。”于平则说，很高兴能够在图书馆内宣誓入籍。 　　于太太表示，她们一家五年前由中国北京移民本国，定居于列治文，由于家居离图书馆很近，所以图书馆是她们经常到的地方，3年前两名儿子更成为图书的义工。她表示：“能够在图书馆内宣誓入籍，令图书馆对她们一家来说，增加多一重义意。”

　　心安处，即是家，余莉的故事 　　余莉，大学外语系毕业，做过大学老师，电台英语主播，1998年9月移民加拿大，翌年在加拿大广播学院学习英语播音、配音等课程并获得播音专业证书。期间在外贸公司，多伦多多元文化电视台CFMT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她重新回到学校学习传播学并取得硕士学位。2004年年底回国，现居北京，任知名英语杂志《英语沙龙》编委会主任，还开设了自己的针对中小学生英语阅读与写作教学工作室。余莉在温哥华有自己的住所，她说退休后她还是会回来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和余莉很早就认识。 　　我们在同一所大学读书，她小我两届，她读外语我读中文，我们算是同学，后来我们又在同一所音乐学院当老师，她在基础部教英语，我在师范系教教育学，我们算是同事，再后来她去了电台成了英语主播，我去了报社做了纸媒编辑，我们算是同行。再再后来我们都是以编辑的身份递交申请并成功移民加拿大，我们算是同路人。 　　余莉的英语非常好，你闭上眼睛听她朗读一段英语文章几乎听不出来那是一个“外国人”在用“外语”朗读，整个就是一母语为英语的播音员在朗读。《英语沙龙》杂志的的音频朗读者男声是一个加拿大白人，女声就是加拿大华人余莉。 　　1986年大学毕业后余莉被分配到一所中专学校当英语老师，1991年调到沈阳音乐学院在外语教研室从事外语教学工作，这期间也在电视台帮忙做些译制片的翻译工作，同时还兼职在一些教育机构教英语口语课。她的一个学生的家长是某电台的台长，他发现余莉的音质很好，英语发音标准，就问她想不想去电台工作。 　　那时正是电台直播节目大热的年代，那家电台正好需要一名英语节目的主播，于是她就去应聘了。虽说是台长推荐，但招聘的决定权在某大学外语系的教授们手里。笔试，教授们瞪着眼睛看，录音，教授们闭着眼睛听，最后一致拍板：就是她了! 　　余莉被录用了，她兴奋了很长时间。余莉说播音是她儿时的一个梦，她说17岁那年经学校推荐她参加了“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招生考试，初试复试都过了，但政审时被拿了下来，因为父亲的家庭出身不好，爷爷是个资本家。资本家这个词现在听起来颇有些令人羡慕，可在那个年代资本家就是反动派的代名词，是要批倒批臭的，还要踏上一万只脚让他们甚至他们的后代永世不得翻身的。 　　我问余莉：你那么喜欢这个职业，把它当成一个梦想，梦想成真了，从物质上来说当时电台的待遇不错，从精神上来说那会儿的直播形式也轻松愉快，怎么就想起来要移民了呢? 　　余莉说她上大学那会儿就有过将来要出国读书的想法，因为学的是外国语言，外国文化，当然想有机会能出去看看。还有，所谓的梦想成真过后就是实实在在的工作。起初还有些新鲜，还有些挑战，时间久了，业务熟了，工作期间轻松愉快，工作之余吃吃喝喝，内心深处反倒有种危机感，总想着应该再学些新的东西，不能这样下去。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家移民公司搞了一次移民推介讲座，余莉也去了，听着也动心了，当场就把自己的情况跟公司说了，让他们看看自己的条件是否可以移民。 　　工作人员说NO，余莉不死心直接问洋老板，洋老板仔细查看了有关移民要求的材料后说YES。于是余莉就开始办了，但她没找那家公司而是托朋友直接找了一家加拿大本地的移民公司，她说在加拿大办理移民收费要便宜很多。 　　1998年9月，余莉独自一人到达多伦多，她来的身份是移民，来的目的却是留学，由于没赶上秋季入学季，所以几个月的时间她只是东转转西转转，就是为了解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很多人不理解她为什么不急着打工，她说反正她是来读书的，也有些积蓄，并且迟早要熟悉这里的风土人情，还不如趁着刚来没什么事儿多了解了解。 　　她说她那时走在街上，见店铺就进，见人就打招呼，很快地她对这个城市有了初步的印象，也把在国内所学的中式英语转化成了加拿大英语。1998年年底余莉回国，如果说她这次独自一人来加算是短登打前站的话，那么接下来丈夫跟单位请好了假，家里的事情也安顿好了，两人应该算是正式移民加拿大了。 　　1999年1 月，余莉在加拿大广播学院学习播音，很多人还是不理解，因为大多数新移民都会选一个容易找工作的专业来学习，而余莉学播音只是因为她喜欢。毕业后余莉没有找到相应的工作，便去了一个朋友的朋友开的外贸公司上班，接接电话，记记账，工作轻松，收入也不错。 　　但她还是想继续学习，学些什么呢?对于绝大多数新移民来说会计、电脑、编程、网页设计等都是将来找工作的热门专业，可余莉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传播学。传播学涉及许多公共关系的内容，仅靠死读书是学不来的，所以余莉在学习期间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她曾帮着新民主党市长候选人参加多伦多市长竞选(主要帮助候选人写中文竞选稿子，参与宣传策划，翻译有关竞选材料，争取华人社区支持)，在互联网刚刚火起来的那几年余莉还和几个美国朋友注册了一个中文网站，她负责新闻版面。 　　回国前余莉一直在一家公关公司工作，这期间她有了孩子，与很多国内的人希望把孩子尽早地送出去让他们在国外接受教育相反余莉却选择带着孩子回了国。 　　她曾写过一篇题为《我为何从加拿大带孩子回国就读》的文章发表在《中国妇女报》上，当时在海内外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和争议。 　　文章提到：“在加拿大时，曾遇到的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我的一个女性朋友，二十几岁就随老公陪读到加拿大，先后生了两个孩子，孩子生长在加拿大，期间回国也就是短暂停留，对中国和自己的姥姥姥爷没什么印象。朋友的妈妈偶而去加拿大探亲，偶尔也会帮助女儿照看两个孩子，看到他们有什么做的不妥的地方也像所有的中国姥姥一样责备或批评一下。 　　可小孩子却不以为然，眼睛翻了翻，不满地嘟囔着不要这个”Old Chinese lady“(中国老太太)来管。我在一旁，看在眼里，心里有些凄凉。孩子没有和这个本是有着深深的血缘关系的亲人一起生活过，自然感情淡漠，更可悲的是孩子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也少了感受更多的爱的机会。“ 　　“ 让孩子在亲人中间长大，让孩子从小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余莉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 　　余莉选择回国除了孩子的考虑，也有对父母的牵挂。2002年余莉回国老爸送行时老泪纵横的画面让她难忘，老爸的一句：“见一次少一次”的话语都深深地装在了她的心里。 　　2004年年底，余莉全家回国，先是去了上海，后又到了北京。去上海是因为丈夫在复旦大学的建筑设计院找到了工作，去北京则是因为那时父母已随弟弟在北京定居。随后丈夫便从复旦大学到了北京大学，还是在建筑设计院工作。 　　由于孩子小，余莉希望有一个弹性的工作，可以兼顾到孩子，于是她和朋友成立了一家文化公司，为企业做电视晚会和专题节目，她本人也承担英语专题片的配音工作。后来她又以制片人的身份为驻京的一家美国电视台工作，做些中国文化类的英文节目在美国播出。随着孩子渐渐长大，英语教育提到议事日程。 　　为了给孩子找一个合适的英语班，余莉便在北京四处听课考察英语机构的教学，曾经做过多年英语教师和新闻 主播的她对英语教学有着与当时许多教育机构不同的理解。最后在身边同事和家长的怂恿下，决定自己租教室开班授课。她研究了不同的英语原版教材，借鉴英语为母语的儿童英语教学方式并结合中国孩子的学习状况编选教材，自己亲自上课。 　　她的学生由最初的几个到后来几十个，现在全国很多英语大赛的领奖台上都少不了她的学生的身影。余莉也被新浪网等北京其它几家媒体联合推荐授予“京城魅力教师”的称号。几年前老牌的英语杂志《英语沙龙》和美国合作，他们聘请余莉做编委会主任。余莉提出增加英语原版阅读的想法，她认为很多英语文章是无法准确地翻译成汉语的，常年的英译汉的教学方式教出来的英语难免有中式英语的缺憾。改版后的《英语沙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英语爱好者。 　　余莉十分满意目前的生活状态，每天忙着自己喜欢的工作，闲暇时参加些社会活动，会朋友，陪家人。最近她正在积极筹备线上教学以满足更多的希望上她的课的家长和孩子的学习愿望。余莉说，移民的身份，其实就是给你多了一种安排生活和工作的可能性，无论居住证哪里，只要喜欢，并享受自己做的事情就好，心安处，即是家。

　　11月29日，加拿大移民部提醒可申请担保父母或祖父母移民的人，必须在12月8日前递交申请。否则，他们将错失良机。 　　移民部9月6日进行第二轮抽签后，已向中签者发出邀请申请的电邮。他们需要在90天内提交完整的担保父母或祖父母的申请，最后期限是12月8日。 　　按移民部现行计划，有意担保父母或祖父母移民的公民与永久居民，必须在网上登记。今年初，移民部收到约9.5万份登记后，随机抽出一万名幸运儿。不过，截至6月中旬，政府只收到大约700份移民申请。如果这次不能按时递交申请，估计要等到明年再参加抽签了。 　　如果有人想确认自己是否被抽中，可登录移民部官网查询www.cic.gc.ca/english/immigrate/sponsor/parents.asp。 　　没被抽中的人不会收到政府的电邮，不过以后还是有机会。按照惯例，联邦政府将在2018年初重新开放网络登记系统。 　　加拿大明年接受担保父母和祖父母移民的名额有2万个，随后的两年每年增加500个名额。 　　谁有资格担保父母或祖父母? 　　移民部对于担保人和共同担保人有收入上的要求。他们需要证明自己有足够的收入，能在3年～20年内向被担保者提供经济上的援助，使他们不需要寻求社会福利。 　　另外，担保人还需要至少18岁、住在加拿大、已成为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 　　持有工签、学签或探亲签证的临时居民，没资格成为担保人或共同担保人。例如，王女士是加拿大公民，但她丈夫持有工签，在加拿大上班。那么王女士有资格成为担保人，她先生不能成为共同担保人。

　　随着“天堂文件”的曝光，有位亿万富翁的入籍方法也引发质疑。 　　Wafic Said出生在叙利亚，是一位亿万富翁。20世纪90年代，他在蒙特利尔租了一个地下室，但是大部分时间实际生活在酒店里。之后，他拿到了加拿大国籍。 　　按照当时的规定，入籍的其中一个条件是必须在加拿大居住三年。公开的纪录显示，他当时在蒙特利尔租了一间地下室公寓。 　　Said表示：“我是一名加拿大公民，我很骄傲。在入籍的时候，我采纳了专家的建议，符合了相关入籍条件，成功入籍。” 　　他的发言人表示：“Said在加拿大居住已经满三年，符合入籍要求。在1989年至1990年，他仅离开加拿大几周。” 　　Said在加拿大的第一个线索是1988年，当时他在加拿大注册了几个公司，随后被重命名为Safingest Inc.，然后自称是总裁和唯一股东。 　　在公开的文件中，Safingest显示的业务是比较模糊的。公司的地址和Said律师Annie Kenane办公室的住址一样，Said的个人住址也是Kenane名下一幢大楼的一间公寓。 　　那个公寓似乎并不是有钱人的标配。根据公开的记录，在那三年，Said就是一个居住在地下室的亿万富翁。 　　那个地下室位于蒙特利尔Cote-des-Neiges社区的一个三层无电梯的公寓。 　　从1987年至1991年，Elaine Gloutnez也生活在同幢楼的三层。她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Wafic Said，看过照片也表示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他不像是会住在这里的人。这里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人，年轻的家庭，学生。这里并不奢华，我们不是在Westmount。我从1985年之后就住在这里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亿万富翁。” 　　Said表示，那个公寓是租给我的，但是当我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住在酒店里好一点。 　　Said的发言人随后表示，Said按照租房约定交房租，也经常在那。 　　英国的公开文件显示，在1990年至1991年，Said也居住在伦敦的Mayfair社区。 　　1990年，Said以$150万购买了蒙城一个高档社区的顶层公寓，然后在1999年以$825,000卖掉。 　　Said没有说明什么时候以及是在哪里获得的加拿大国籍。

　　72岁的英国人Rachel Grace Pinniger，在成都开了一家手工艺品店。 　　那店在高升桥北街附近，不临街，七歪八拐才能找到，店里除了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还有一只黑猫。 　　肥肥的黑猫，懒懒地蜷缩在凳子上，一动不动跟坐垫似的，满头银发的老太太Rachel坐在它旁边，摆弄桌上一堆刚买回来的工艺品。 　　初冬的成都，出太阳的时候，阳光会透过玻璃窗，斜斜地铺在小小的屋子里，暖暖的。有客人进来，东看看西瞧瞧，视线交汇，老太太会微微一笑。 　　这大概是很多追求静谧生活的青年们，幻想中的小店样子。藏在闹市里，有一只猫，散发着文艺气息的店主人。就像宫崎骏的电影《侧耳倾听》里，小姑娘发现的那个古老精致的玩具店。 　　只不过，在Rachel的身上，故事是另一种传奇浪漫。这个一辈子致力于给亚洲贫穷地区农村医生做培训的儿科医生，从25岁那年开始，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一路前行，走过尼泊尔、不丹、中国藏区，走到棕色头发全部变白，直到成为“蓉漂”。 　　2013年，Rachel在成都开店，专门售卖彝族、羌族等少数民族及残疾人的手工艺品，通过授人予渔的方式为他们贫困的生活提供帮助，目前有600多个残困手艺人的家庭因此受益。另一种人生际遇正式开启。 　　小店故事 　　为手工艺者开辟销售渠道 　　每天上午10点，Rachel会准时拉开店铺的卷帘门。 　　这个点很少有客人，趁着空档，她整理店铺里的货物。针织品、皮雕、珠串、纸画、木雕、绘画……，她将手工艺品收拾摆放整齐，仔细擦拭着上面的灰尘。 　　那只毛色发亮的黑猫，伸个懒腰，跳上她旁边空着的凳子。Rachel整理工艺品，黑猫就躺在那里，跟她挨在一起。 　　“这些手工织品东乡之花，是中国西北山区的少数民族东乡族制作的，不少东乡人都是靠天吃饭的种田农民，男子远在外地打工，留下来的东乡女子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 　　她们没什么文化，东乡之花项目能给她们带去收入维持日常生活，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成就感。”她时常被要求介绍店里的手工艺品。 　　这些将小屋塞得满满当当的工艺品，不仅来自藏族、苗族、东乡族、彝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还有很多是残疾人提供的。 　　“像家住温江的余先生一家，以制作皮雕为生，两个孩子都有严重的地中海贫血症，家里的收入大部分用于给孩子治病，去年我们在他那儿收购了两万元的货物，让他更有信心靠自己的手艺维持家庭。” 　　她全款购买这些手工艺品，再带回来店里销售，而不是选择寄卖的方式。在她看来，这样才能帮助他们，不需要他们等待这些工艺品卖出去。 　　儿科医生 　　为贫困边缘地区提供医疗服务 　　不知银发苍苍的Rachel，是否曾在某些时刻回忆起自己的少女时代。老照片(专题)上，年轻的她和现在一样笑容灿烂，有一种单纯无畏的勇气。 　　在英国，Rachel曾是一名儿科医生，21岁那年，即将毕业的她，到尼泊尔一家偏远的医院实习，在这里她看到，有的病人需要被担架抬着步行30天才能找到医院，而更多的病人甚至根本等不到抵达医院，“有个患传染病的妇人被丢弃在山头，独自一人生活了50年”。 　　乡村医疗条件的落后，无法满足有需求的病人。深受触动的她回到英国，接受了数年乡村医疗专业培训。 　　25 岁那一年，她正式下定决心离开英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一路前行。 　　从此，他们距离那个全年温和湿润的岛国越来越远，辗转于亚洲各地的贫困边远地区，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都有他们的身影。 　　在当地，Rachel跋山涉水，为罹患疾病的人和残障人群提供医疗服务、培训当地的乡村医生、编写发放简易的医疗读本。 　　这位未婚的英国姑娘，在这些地方找到了心灵的归属。相对于城市，她更喜欢大自然，喜欢乡村。她记得西藏高原上看到的满山遍野的岩羊，它们在“云中”漫步。 　　“那样的画面美得不真实。”那次“奇遇”发生在2004年，13年过去了，在距离那里2000多公里外的一家小店里，Rachel回忆起那次遇见，语调柔和。她还记那一天，一只岩羊踢中了她的腿部，不过只是皮外伤。 　　驻足成都 　　开店定居6年卖手工艺品 　　和鲁迅弃医从文有异曲同工之处。 　　行医多年，见到的病人多了，Rachel开始思考能做点什么，帮助那些因看不起病而耽误病情的人们增加收入，摆脱困境。 　　“他们生活得非常努力，但因各种原因经济来源有限，一旦生病了很难支付高昂得医疗费。我想要帮助他们”。 　　她接触的不少当地人，都有着不错的手工艺，如果收购这些残疾人和贫困少数民族手工艺品开店售卖，就可以让这些人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 　　2011年，Rachel来到成都，开始纂写乡村医生培训的书，并四处收集那些需要帮助人群的手工艺品。 　　“我第一次到成都是1989年，2008年地震时，我又作为志愿者到过成都，成都多元的民族文化和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前景都吸引着我。”让Rachel没想到的是，这一次来成都，她会一呆就是6年。“我从没想过会在一个城市生活这么久。” 　　但这个城市，是最适合她的地方，除了包容，大都市商业环境好，其次这里地处西部，方便她和那些生活困难的手工艺人们联系。 　　“当时很多手工艺者都劝我说这些东西卖不出去，我很多朋友也说没有市场，肯定会赔本。”不过，她还是坚持下来了。 　　2013年，专门售卖传统民族手工艺品的小店在武侯区高华二街，2014年，店铺搬到了高升桥这里。 　　她的小店名字跟岩羊有关，店铺开张后，生意时好时淡。“民族饰品和皮雕都卖得不错，到了冬天，手工的围巾和手套也有很有销路。”Rachel在英国和荷兰的朋友，也会购买一些定制产品。 　　Rachel会不时将客户的意见反馈给手工艺者，还邀请朋友为他们做培训，希望他们的产品能更受欢迎。 　　供养店铺 　　花光积蓄开店为资金周转卖掉房子 　　这个小店的开张花了30万元左右，这差不多是Rachel的全部家底。 　　这么多年来，她只在英国医院工作了四五年，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以国际志愿者的身份协助当地做医疗培训，基本没有多少积蓄。 　　Rachel的小店按照英国社会企业的模式注册了公司，她希望能用盈利的50%来回馈社会，但小店眼下的生意只能基本维持运转，离她的目标还相距甚远。 　　今年之前，她还住在中和街道，为了省钱，每天都要骑一个多小时的电瓶车赶到高升桥。自己开伙，一顿没吃完的饭菜，能放在冰箱里吃两三天。 　　一年后的今天，过完72岁生日，为了店铺的资金周转，她把自己的房子卖给了别人，现在住在店铺附近。 　　店里唯一的店员代安，曾是这里的第一批志愿者，现在是Rachel的翻译，并负责店铺的行政、财务、公众号运营等一系列事务，她也是她的陪伴者。 　　虽然已满72岁，Rachel却还没考虑过回英国和亲人团聚养老的想法。她每年会回一次英国，看望亲人，她的姐姐们偶尔也会来成都看她。 　　“我希望小店的生意能好起来，能帮助更多的人从我们这里增加收入，增强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 　　在中国，年过70是古稀，应该喝喝茶、跳跳舞，安享晚年，这位英国老太太却仍然在继续前行，她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起自己最喜欢的一件T恤，上面印着一句话，“Never Underestimate an old woman”(永远不要小瞧一个老女人)。 　　“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有想过放弃吗?”我们问她。 　　“这件事好像从来没有不困难的时候。” Rachel笑了，一边拿过旁边的袋子，那里面，是前一天晚上刚从残疾人手工艺人那里买回来的新的手工艺品。  

　　自称为虎妈的Amy Chua，在2011年出版了一本书，宣称华裔妈妈是最好的母亲。因此，她们的孩子也是最好的。如今，她进一步扩展了自己的观点。 　　在“The Triple Package(译者注：三元文化，具体解释请见下文)”这本新书中，Chua和她的丈夫，Jed Rubenfeld，收集了一些数据和传闻，来论证一些文化群体(cultural groups)更为优秀。 　　Chua和她的丈夫Jed分别属于华人和犹太人。在他们列举的8个优秀文化群体中，自然包括了这两个团体。其余的6个文化群体为： 　　・ 印度文化 　　・ 伊朗文化 　　・ 黎巴嫩文化 　　・ 尼日利亚文化 　　・ 古巴流亡者 　　・ 摩门教徒 　　对于这些群体的划分，作者特意用了“文化”，而不是“种族”或“宗教”。 　　书中写到：“如果用收入，职业，测试成绩来衡量，这些群体要比美国其它群体更为出色。” 　　Chua是耶鲁法学院的一名教授。她在2011年成为媒体焦点。那一年，华尔街日报报道了她名为“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虎妈战歌》)”的书。 　　Chua是美国人，在中西部长大。但是，她选择用对中国女性的负面刻板印象――对孩子冷酷、严格，甚至充满敌意――来批评西方的教育方式。她认为正式这样的方式导致了美国的衰落。 　　在书中，Chua写道因为女儿粗鲁，她骂女儿是垃圾。她批评女儿手工制作的生日贺卡很粗糙。如果女儿在几天内无法掌握特定的写作方式，她拒绝让女儿看电视，或者参加学校的活动。 　　她的书成为了畅销书，因为这本书的出现很合时宜：中国经济的崛起，美国经济的衰退，以及美国中产阶级对自身的焦虑。 　　为什么这八个群体在美国如此优秀?作者分析了以下三大因素： 　　1. 优越感 　　如果一个群体的成员普遍认为他们比别的群体优秀，那么他们更容易获得优势。这种思维方式，是促成摩门教徒和犹太人繁荣的重要因素。 　　此外，尼日利亚移民因为常常认为自身比其它的西非移民更优秀，因此在来到美国后表现得更出色。对于中国移民，他们常常为自己5000年的文化自豪，也是促成成功的一大动力。 　　2. 危机感 　　危机感是成功的一个重要驱动力，这个理论在当代非常流行，也用被用于心理咨询。实际上，有很多知名的演员，艺术家和CEO都持有类似观点。 　　也许在人们眼中，优越感和危机感的并存是一种矛盾。不过，为了解决这种矛盾，人们需要变得更为优秀。 　　美国是由移民建立的，不管出于什么目的，移民背井离乡，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如果要在新的地方生存，必须勇敢。而正是这种勇敢造就了美国精神。 　　3. 自控力 　　能够控制冲动是个人成功的另一要素。例如，为了实现更大的愿望，暂时放弃眼前的利益。冲动控制指拒绝诱惑，特别是当面对困难时，放弃的诱惑。 　　这三种要素都与美国当代的主流文化相左，因此这也是为什么不占主流地位的八个群体，反而实现了成功。美国曾经拥有这种三元文化。但是，如今的西式教育过于注重自尊，张扬个性，缺乏控制冲动的手段。 　　看到美国人这么为中式教育疯狂打Call，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侨报网编译李怡11月30日报道】被控于2015年7月在旧金山一处码头谋杀凯蒂•史丹利（Kate Steinle）的非法移民扎拉特（Jose Ines Garcia Zarate）周四（30日）晚上被判无罪。 　　福克斯新闻（FoxNews）报道，史丹利的死亡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对非法移民以及诸如旧金山一样的庇护城市的辩论。 　　许多政客及媒体名人都对判决表示震惊和愤怒。 　　保守派评论员库尔特（Ann Coulter）在推特（Twitter）上说：“陪审团确信非法居留者意外杀死了史丹利。如果我们早建一堵墙，她现在就会还活着。” 　　前议员沃尔什（Joe Walsh）在推特（Twitter）上说：“美国，2017：非法者被保护，美国人却死去。美国迷失了。” 　　沃尔什还说：“下一次你听到民主党人谈论保护非法移民或为庇护城市辩护，提醒他们，就是因为一个非法移民和庇护城市，史丹利才无法活到今天。” 　　保守派广播主持人莱文（Mark Levin）在推特上说，这项裁决是“令人震惊的耻辱”。   　　演员伍兹（James Woods）发推说：“如果这无用的国会现在不通过《凯蒂法》，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了。” 　　司法部长塞申斯（Jeff Sessions）周四发表一份声明，称旧金山作为庇护城市“导致了史丹利本可避免、令人心碎的死亡”。 　　参议员克鲁兹（Ted Cruz）发推称：“这个有着多项重罪指控、已被美国驱逐5次的非法居留者被判无罪，我感到失望和愤怒。必须要为史丹利讨回公道。”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星期三公开2016年最新数据，UBC学者Julien Picault表示，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以及生活成本的提高，导致长者还需要就业的数量增加。就业教育专家Maureen McCann表示，加拿大受教育人口高是优势，但也欢迎高学历新来加。去年，加拿大65岁以上的长者有20%还在工作，这一数据是十年前的两倍。Julien表示，加拿大长者健康是一一个好现象，市场上也有很多兼职职位适合他们，但往往他们需要继续工作的原因是高昂的生活成本。虽然长者的工作经验非常丰富，但相对于长者，公司更愿意培养年轻人。McCann是一名拥有10年辅导经验的就业辅导专家，她表示，加拿大移民中有超过一半的是本科以上的学历，如果国家利用好这笔财富，不仅能够让新移民更快融入加拿大的社会，并且也能刺激加拿大职场和经济发展。而新移民应该改进的地方是对于自己在海外教育及工作的背景应当感到自信，但进入加拿大职场更应适应加拿大职场思维。

　　对于统计数字指出，使用非英语及非法语的工人中，占八成为移民或非永久居民，有市民指部分年纪较大的少数族裔移民，确是不愿意学习英语或法语，这不单令他们难以融入社会，更会产生家庭及社会问题。 　　来加国已经40年的华裔人士谢伦（Sharon）认为，相比于数十年前，现时新移民学英语是更加困难。她解释，以前新移民无论雇主是华裔或非华裔，接触的顾客都是非华裔为主，故此必须要学好英语以方便工作，但现时在温哥华或列治文，很多行业的对象都是华裔，所以就算不识英语，仍然可以如常工作。她表示，在工作时，就遇过一名来了本国已经10年的华裔年轻人，竟然是不懂说英语，令她十分惊讶。 　　在阿波斯福（Abbotsford）从事医疗护理翻译及咨询工作的印裔人士莫妮卡（Monica）向《星岛日报》记者表示，聚居在阿波斯福的印裔人为数不少。从工作中，她接触到不少上年纪，操旁遮普语（Punjabi）的印裔移民，当她鼓励他们学英语时，对方往往以不同理由婉拒不学，令这些人难以融入社会。 　　莫妮卡更说，由于这些人在本地成长的子女，都是讲英语及不愿意讲旁遮普语，令这些人和子女的沟通出现严重问题，从而产生很多家庭及社会问题。她表示曾经遇过一个印裔妇人向她哭诉，指儿子不想她到他就读中学，就是因为她不懂说英语，儿子感到蒙羞。

　　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周三公布2016年人口普查最新数据指出，职场上主要以英语沟通的国民比率约有86%，使用其他非官方语言沟通者约占5%。同时，全国约14.7万人在工作场所讲普通话，而讲广府话的约有12.7万人；在卑诗省列治文市，在职场不使用英语的职工更超过了3成，属全国最高比例。另移居加国时间越短，工作时使用非英法语的其他语言者比率则越高。 　　官方英法双语，仍然是差不多所有工作场所的沟通语言。由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5月7日期间受雇的加人当中，占99.2%在工作时使用英语或法语。其中使用英语的工人比率，由2006年的85.0%，增至2016年的85.8%，即增加了大约154万人。使用法语比率略减，由10年前的25.7%，跌至2016年的25%。 　　撇除魁省数字，98.6%国民工作时以英语作为基本沟通语言；每10个工人中，就有9人工作时仅用英语，比率与10年前相若。 　　至于使用英语或法语以外其他语言的打工族比率，则由2006年的4.6%，增至2016年的4.9%，相等于约97万人。 　　温哥华区逾10万工人华语交流 　　统计局的分析指出，职场上使用其他语言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全国三大人口普查都会区（census metropolitan area，CMA），亦即温哥华、多伦多和满地可，占使用其他语言整体人数的64.5%，其中温哥华占21.1%、多伦多占33.5%，而满地可则占9.9%。 　　以个别CMA地区比例计算，温哥华区职场使用其他语言的情况最为普遍，占整体受雇工人的14.1%，多伦多占9.5%，而满地可则占4.2%。 　　温哥华区聚居大量以广府话、普通话或旁遮普语为母语的移民，在工作时讲普通话的约有5.7万人，广府话约有4.8万人。属于温哥华区的列治文人口普查分区（census subdivision），更占30.4%的工人在工作时使用其他语言，成为全国人口超过20万人的普查分区里之最。 　　移民逾久使用官方双语越普遍 　　在多伦多区，职场上使用普通话的工人约有5.9万人，使用广府话的约有5.5万人，合计超过11万人。同时，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以其他语言为母语的打工族当中，移居加国时间越长，在职场用英语或法语的情况则越普遍。2016年，使用其他语言的工人中，占八成(80.3%)为移民或非永久居民。统计局更指，工人使用其他语言的行业中，差不多半数来自餐饮服务(11.6%)、零售(10.3%)、医疗护理与社援(10.1%)、制造业(9.3%)，以及建筑(8.0%)等界别。

出生于香港，目前在澳大利亚生活的何女士（Christina Ho），非常享受当年在澳精英中学读书的时光，但她并不愿让女儿也去精英中学。 当地时间27日，何女士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闻网ABC采访时讲述了自己的忧虑。 ABC报道截图：为什么香港妈妈不愿让孩子去精英中学 如今，43岁的何女士是一名博士，在悉尼科技大学任社会政治学高级讲师，她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她回忆说，“精英中学很棒，他们鼓励自由思想。” 她对昔日同窗的评价也很高，说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为什么不让孩子们进入精英中学？何女士给出的原因是——亚裔孩子太多了。 何女士与女儿 图自ABC 下同 据ABC报道，1991年，何女士从澳大利亚一所精英中学毕业时，亚裔学生只占少数。 而如今，在新南威尔士州的20多所“全精英”中学及25所“部分精英”中学里，许多学生拥有亚裔背景。一些教育评论家估计，悉尼的部分学校亚裔学生数量更高达90%。 何女士表示，她不希望孩子们进入这种种族失衡的环境。 “学校是社会的缩影，孩子们在校内有系统地学习日常生活中的多元文化。”她说，“但在一个不能反映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学校里，上述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尽管在教室里并没有什么种族冲突的现象，种族依然是影响学生们看待自己和他人的重要因素。 在部分精英中学，却出现了种族小团体。 15岁的Trissha Varman，出生于马来西亚，她说在他们学校，南亚裔学生往往会结成小团体，这些团体被戏称为“咖喱族”（Curry Group）。 而同样就读精英中学的Alissa说，白人学生组成的小团体被称为“Skips”（得名于曾风靡全澳的儿童电视节目中的宠物袋鼠“Skippy”）。 何女士还在采访中提到“亚裔五门”（the Asian five）这样的词，指的是亚裔学生擅长的数学等科目。 “亚裔五门”与“白人科目”（white subjects）相对，后者主要指辩论、体育等人文学科。 就是这种区分让何女士不安，“作为在澳洲长大的具有移民背景的第一代，我比其他人更想要融入。我不想被人用种族来定义不同。” 她强调，以种族这个有色眼镜来看世界，是不健康的，她希望对种族，民族以及教育问题进行更广泛的讨论。 “我认为种族问题在那儿，已经清晰可见，人们却不知如何谈论。我想通过研究达到一个目的：提供另一种讨论问题的方式，不仅针对种族，还包括文化、政府政策问题。” 何女士还指出，来自中韩印等国的移民把孩子未来的成功寄希望于教育，为了在竞争中领先，他们更可能鼓励孩子去补习。 实际上，对于那些想把孩子送进精英中学的家庭来说，课外补习已经是常态。所以补习业在过去10年翻了一番，也不足为奇了。 悉尼街边的补习机构 这个趋势也是造成紧张关系的关键因素，尤其在新南威尔士州。补习的昂贵更可能导致不平等，而补习也被视为加给孩子的“不适当负荷”。 “有人说亚裔家长这么对待孩子其实就是虐待。”何女士说，“我看到种族敌意在增加，有些是真正的关切，但有些却是种族主义。” 尽管她本人是精英中学体系的受益人，但她不太确定这一体系现在是否仍然有益。

　  Gucci大概不会想到， 　　最新发布的2018早春系列广告大片， 　　会被中国的网易、搜狐等门户网站 　　当作新闻来报道。 　　引起围观的原因， 　　是这支由罗马名流担任模特的大片 　　「Roman Rhapsody - 罗马狂想曲」 　　里有个中国人—— 　　一位叫周芬霞的浙江老板娘。 　　 周芬霞在罗马经营的中餐馆 　　「Hang Zhou da Sonia - 杭州餐馆」， 　　是罗马最好的餐馆之一。 　　她的客人包括罗马城各领域明星， 　　其中就包括Gucci创作总监 　　Alessandro Michele。 　　 　　因为被视作罗马多元化的一个代表，她被Gucci邀请参加大片拍摄。 　　Gucci的官方Ins上，她的大片视频得到3534个赞，是所有参与拍摄的模特中最高数字。 　　 　　一位浙江老板娘在罗马成为多元化的代表，而在意大利最开放、最多元的米兰，浙江温州人已经「统治」了这座城市。 　　在米兰，市中心商业街最繁华的地段。每一公里内肯定有一家浙江人开的餐馆，经营不仅限于中餐，还有西餐、中西结合菜。 　　一家市中心的浙江人餐馆，手写的菜单上满是中国人熟悉无比的「小白菜」、「鱼香茄子」、「孜然牛肉」： 　　 　　不仅是餐厅，城市里每个超市也几乎全部是浙江人的生意。 　　我在米兰时有次去一家浙江人的小超市买牙膏，付完钱后和收银小哥聊得兴起，走时忘了拿牙膏。第二天再去，小哥笑呵呵的把牙膏递给了我。 　　米兰有400家餐厅、600家小超市由浙江人经营。数字之外，如果在米兰随便走一圈，会发现几乎每家餐厅和小超市的老板全部是浙江人。 　　 　　浙江人在米兰经营的小超市 　　浙江人经营的店铺也已成为米兰当地人离不开的存在。 　　意大利年轻人身上的灯笼裤是在浙江人服装店花6欧元买来的，浙江奶茶店前排队等着买奶茶的80%是当地人，一位叫皮埃尔的老人每天都要去找浙江医生扎针灸，否则就会腰痛。 　　下午4点以后，想买东西只能去浙江人开的店，只有他们还在晚上营业。 　　根据意大利统计局的数字，米兰有1万9千名中国人。这其中，80%是浙江人，每5个人里就有1个商人。 　　 　　浙江人已经统治了米兰，去过米兰的人总会有这种感受。 　　然而少有人知道，他们走到今天这一步，花了30年，饱尝旁人无法想象的艰辛。 　　早在80年代中期，就已经有浙江人远赴意大利淘金，最先去打拼的人来自浙江南部的温州及周边。 　　这一地区三面环山地形崎岖，交通不便，人均耕地面积不到全国平均1/3，近半数人处于赤贫状态。1985年，浙江这些地方农村人均收入只有118元。 　　 　　同一时期，偷渡「蛇头」开始出现在这些农村。他们告诉乡下人，在意大利一个月就能挣2500元人民币，而且政策松，运气好遇到「大赦」就能有合法身份。 　　渴望摆脱贫穷的年轻人禁不住诱惑。向蛇头借高利贷凑够15万，踏上偷渡货船。 　　若是遇到边关查的严就要绕道，从奥地利徒手攀越零下20度的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看着一起来的同乡冻死在山上，也只能继续向前走。 　　 　　　　度过艰辛的偷渡路程后，到达米兰的生活也并不轻松。 　　初到异乡，这些浙江人在米兰华侨开的中餐馆或服装厂里打工。每天或重复揉搓盘子的动作13小时，或踩18小时缝纫机。 　　这些浙江人每月平均能拿到300欧元，住地下室的房租要扣掉200欧元。最开始的1、2年，拿到工资就要转给蛇头，用来还债。 　　 　　等到还清债务，想把赚到的钱送回浙江老家也是难题。 　　不愿意把辛苦挣来的钱花在外汇手续上，直接将十几万现金用胶带绑在身上带回去。 　　这种做法一旦被发现，就会遭到巨额罚款。去年从米兰回国时，机场警察看到我的中国面孔，走过来张口就问：你行李箱里有多少钱？我不好意思地告诉他：2000块。　　 　　浙江丽岙，旅意华侨在家乡投资的咖啡馆 　　没日没夜工作近10年后，这些浙江人终于攒够本钱想做点小买卖。 　　可从中餐馆和服装厂走出后才发现，自己与米兰这座城市格格不入，只能在夹缝中生存。 　　米兰当地人无法理解浙江人。他们说不好意大利语，总是抱团生活，还在一条街上开两个紧挨着的店铺，卖相同的衣服。 　　热爱足球的意大利人同样无法理解，这些浙江人既不支持AC米兰也不支持国际米兰，仿佛只知道干活，挣钱，像功利机器一样。 　　 　　无法被当地人理解，让浙江人遇到无数麻烦。 　　创业之初，浙江人靠积攒下的工资作为做生意的本钱。但生活闲散、很少存钱的意大利人，不相信有人能依赖每月几百元的收入存下来钱。 　　一位当地商人接受采访时告诉报纸记者：「很显然，他们受到黑社会资助。」 　　开了自己的店铺后，麻烦更多。 　　当地报纸上说，浙江人开的中餐馆里宰圣伯纳多小狗做菜，米兰人看到报道马上跑到餐馆门口抗议。 　　尽管米兰卫生保健机构的技术人员辟谣说，从没在浙江人的中餐馆厨房发现过相似动物骨骼。但声明无济于事，所有人早已认定中餐馆就是做狗肉。 　　 　　浙江人装卸货时爱用的小推车，同样被当地人嫌弃。 　　当地人认为放在路上的小推车堵塞交通，米兰市政府也颁布法规禁用这种卸货工具，一度要在华人区装摄像头监视。 　　一位浙江妇女在街上拉小推车行走，警察看到后冲上去抢车，几个拉扯，发怒的警察直接动手殴打。 　　而在生活中，浙江人则遭受无尽白眼。 　　米兰的意大利银行拒绝向浙江人提供贷款，最多也只有每年2万欧元的小额贷款，想获得资金只能另寻他途。 　　一个名为「VIVI SARPI」的米兰当地人组织成立，他们的主要宗旨就是将浙江人赶出米兰。 　　甚至浙江老人去圣保罗医院看病，也会遇到护士突然跳到面前，指着脸说： 　　「滚回你家去，你，还有所有跟你一样的黄嘴脸。」 　　 　　夹缝中求存的浙江人，有自己的办法。 　　他们拼命延长自己店铺的营业时间，从天色未亮一直工作到深夜。早上6点钟将孩子摇醒送到学校，再见面就是吃晚饭时问几句学习的事情。 　　拿到一张一周7天的营业执照，能让一对经营中餐馆的浙江夫妇兴奋不已。这张执照可以让他们一年营业365天，圣诞节也不休息。 　　在米兰大街上，本地人开的店铺总是下午3、4点就关门，凌晨还在营业的一定是浙江人。 　　做服装加工的浙江人，开始在顶级工艺上下功夫。 　　米兰近郊一家十几人的服装加工厂，白炽灯下工人手里拿着的也许就是奢侈品大牌的高级定制服装。 　　它的老板是浙江人胡希茂，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他说工厂会帮奢侈品大牌做加工，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是2015年春晚上朱亚文穿的红色双排扣正装。 　　 　　浙江人还建立起一个信贷互助体系。没有利息，没有期限，完全依靠同乡间的情谊与信任运作，帮助那些想要创业的同乡。 　　互助往往在米兰北部郊区的一场婚礼中就已完成。对想做生意的年轻人，长辈递过去的红包一定会更厚一些，一场婚礼最多能收到50万欧元。 　　偿还恩情的时机，也许就在下一场婚礼。 　　 　　米兰这座城市一开始对他们并不友善，但浙江人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统治了这座城市。 　　他们的影响力也早已超出了米兰。 　　浙江人在意大利经营66050家企业，仅2015年一年，他们就为意大利创造了约60亿欧元产值。如果没有这些产值，意大利经济增长率将被削掉30%。 　　意大利当地媒体感叹： 　　「曾经他们带着一颗勇敢的心，赤手空拳来到意大利闯天下。而如今恰恰相反，在意大利扎下根的他们，开始为意大利年轻一代提供饭碗。」 　　很少人还记得，这些浙江人曾经是温饱线下的农村人，是中餐馆里的洗碗工，是服装加工厂的工人，尝尽艰辛。 　　尊敬他们的意大利人可能永远不会懂，比起财富，这个族群身上更值得尊敬的，是一路走来的那种坚韧。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字，近年来移民加拿大的移民比以前的移民挣钱多。2014年，在加拿大生活满一年的移民平均年收入为$24,000，是自1981年以来的最高。 工资上升的部分原因是所谓的加拿大经验移民政策，即已经在加拿大有工作经验的人可以通过快速通道申请永居权。这是保守党政府经济移民改革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举措。 加拿大统计局从研究2015年移民的报税收入中得到这些数据。收入中位数上升无疑是个好消息，但是移民仍然比在加拿大出生的人挣钱少很多。 根据2016年人口普查，非移民平均收入为 $36,300，移民是$29,770。 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每个省都不一样，鸿沟最大的是阿尔伯塔省，差距最小的是新斯科舍省。而在西北省份和纽芬兰拉布拉多省，移民的平均收入高于本地出生的加拿大人。 各省移民与非移民收入差距分布图 移民时间越长，收入越高 移民在加拿大住的时间越长，通常挣的也越多。2008年，已经在加拿大生活7年的移民比生活1年的移民多挣$11,000。 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收入也有差距 地区差距最大的是来自非洲、中东和东亚的移民。最近来自这些地区的移民比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移民挣的少很多。 来自美国的移民还有一点与其他移民不同，就是新从美国移来的移民比以前移来的移民收入更高。 根据加拿大会议委员会的报告，导致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有语言技能、外国资质和技能认证，以及歧视。 有些省份更能留住移民 加拿大统计局发现，大部分落地安省、魁省、阿尔伯塔和卑诗省的移民能够留在这些省份。 大西洋省份就差一些了，特别是经济类移民和难民更是如此。（经济类移民是指来加拿大工作的移民，而家庭类移民是指亲属已经移民加拿大，而来投亲的移民。） 爱德华王子岛登陆的经济类移民中，只有14%五年后仍然留在那里。 专家认为，还有很大改善空间 TCRI的Stéphane Reichhold认为，认证加拿大以外国家的教育和工作经验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新移民通常需要从头重新奋斗，大部分经济类移民都得不到充分施展，相比加拿大出生的人，他们被大材小用了。” 相比北美和欧洲的移民，从非洲来的移民失业率更高，贫困更多发，使用社会服务也更多。“这其中固然有文化-语言因素，但是歧视和种族主义因素也存在。” 对一个想在魁北克拿高薪的移民来讲，会说英法两种语言通常是必须的，但是大多数来魁北克的移民很难两种官方语言都流利。“大多数人只会一点儿英语或者完全不会，因为此前他们只知道如果想用法语生活，就来魁省。”

近几年来，中国的绿卡制度逐渐放松，对于想要入外籍华人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而最近更是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华裔卡”已经正式开始办理了。 “中国绿卡”一般是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是指外国人在中国拘留期限不受限制的凭证。 获得该证件后，可享受在中国拘留期限不受限制、开办银行账户、申领住房公积金、申请驾照、在华投资、购房、子女入学等权利。 目前的情况来看，降低海外人才留华的制度门槛，是当务之急。 目前限制“华裔卡”推行的原因十分复杂，但实际上类“华裔卡”部分政策已经在实施了，其政策主要包含三个部分。 第一，在全国范围内，海外华人一旦回到中国，只要有亲戚在，就可以给3年的居留签证，这相当于是一个3年的小华裔卡。该政策在中国都通行，海外华人可以随时向中国公安部致电咨询； 第二，在侨乡广东推出了16条相关政策，原籍广东的华人可以给5年的往返居留签证； 第三，在北京中关村，只要回来的华人是博士学历，以及其它符合中关村人才标准的华人，就可以拿到中国绿卡，而且除北京外，上海也有类似政策规定。 不管是华裔卡、绿卡，还是签证等，核心都是一样的，只要功能相似，海外华人就可以享受中国的国民待遇。 01 三年的小华裔卡 第一，在全国范围内，海外华人一旦回到中国，只要有亲戚在，就可以给3年的居留签证，这相当于是一个3年的小华裔卡。该政策在中国都通行，海外华人可以随时向中国公安部致电咨询。 Q字签证是专为满足广大海外华人回国探亲的需求设计的，在2013年9月1日正式施行。 ■ Q1签证：因家庭团聚申请赴中国居留的人员。申请人应为中国公民的家庭成员或具有中国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的家庭成员。“家庭成员”是指配偶、父母、子女、子女的配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配偶的父母。 ■ Q2签证：赴中国短期探亲的人员。申请人应为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中国公民的亲属或具有中国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的亲属。 02 广东籍华人的五年往返居留签证 第二，在侨乡广东推出了16条相关政策，原籍广东的华人可以给5年的往返居留签证。 于去年的8月1日起实施。而新政实施后，在广东这个华侨大省出生或原户籍为广东的外籍华人，凭相应证明或担保，就可以获得签发5年以内多次入出境的有效签证。 申请者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申请者需在广东出生或原户籍为广东 2.现为外国国籍的华人 3.需提供探亲、洽谈商务、从事科教文卫交流活动及处理私人事务的相应证明或担保的文件 4.在广东工作、学习、探亲以及处理私人事务需长期居留 03 博士生回国全家直接拿绿卡 第三，外籍华人如具有博士学历的，不需要政府部门或工作单位推荐，可以直接申请永久居留。同时其随行外籍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可以同时申办永久居留。 去年1月12日，公安部网站公布了“支持北京创新发展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其中涉及到外籍人士签证、入境出境、停留居留等方面的政策从去年3月1日起就开始实施！ 也就是说，只要拥有一张国外的护照（或是其他国家护照）和一份博士学位，就可以直接获得一张中国“绿卡”，获得在中国的永久居留权，几乎等于拥有“双国籍”！ 申请条件 1、具有博士及以上学位或者已在“双自”区内、“双创”基地内连续工作满4年，拟申请在华永久居留的外籍华人。 注：“双自”区指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双创”基地指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目前包括杨浦区和上海交通大学。 2、因在沪处理私人事务或因在沪工作、学习、从事商务、科教文卫体等交流活动，拟申请5年以内多次入出境签证或有效期5年以内居留许可的外籍华人。 申请材料 1. 申请人近期正面二寸免冠照片（用于《外籍华人身份认定申请表》） 2. 申请人所持的有效护照 3. 申请人的境外人员临时住宿登记单 4. 申请人具备外籍华人身份的证明材料 5. 拟申请在华永久居留的，需提交申请人的博士学位证明或者在本市“双自”区、“双创”基地内已连续工作四年的证明 6. 拟申请5年以内多次入出境签证或有效期5年以内居留许可的，需提交申请人在沪办理有关事务的证明 7. 认定部门认为确有必要出具的其他证明 注：凡提交的国外婚姻证明、出生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相关材料，应当经我驻该国使（领）馆认证，也可以由所属国驻华使（领）馆证明。 申请材料如系外文的，还需提供由本市具有资质的翻译机构出具的中文翻译件原件。   以上都没找到合适自己的情况？别着急，往下滑，总有一种适合你！ 我是任职者 申请条件 在中国担任副总经理、副厂长等职务以上或者具有副教授、副研究员等副高级职称以上以及享受同等待遇，已连续任职满四年、四年内在中国居留累计不少于三年且纳税记录良好的；此处所知的外国人，其任职单位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所属的机构 2、重点高等学校 3、执行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或者重大科研项目的企业、事业单位 4、高新技术企业、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先进技术企业或者外商投资产品出口企业。 申请材料 1、《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申请表》 2、有效的外国护照或者能够代替护照的证件 3、中国政府指定的卫生检疫部门出具的或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外国卫生医疗机构签发的健康证明书 4、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国外无犯罪记录证明 5、四张二英寸近期正面免冠彩色照片 6、公安机关要求提供的证明材料，包括： a、任职单位出具的本人职务或者职称证明 b、《外国专家证》或者《外国人就业证》 c、任职单位的登记证明以及年检证明、个人完税证明；任职单位是外商投资企业的，还需提交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联合年检证明 d、执行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或者重大科研项目的企业、事业单位中任职的人员需要提交省、部级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项目证明文件；在高新技术企业中任职的人员需要提交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在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先进技术企业或者外商投资产品出口企业中任职的人员需提交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确认书或者外商投资先进技术企业确认书或者外商投资产品出口企业确认书。 我是对中国有重大突出贡献者 申请条件 对中国有重大、突出贡献以及国家特别需要的人才。 申请材料 1、《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申请表》 2、有效的外国护照或者能够代替护照的证件 3、四张二英寸近期正面免冠彩色照片 4、中国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推荐函及有关证明 6、公安机关要求提供的证明材料 我是投资者 申请条件 在中国直接投资、连续三年投资情况稳定且纳税记录良好；在中国投资实际缴付的注册资本金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在国家颁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产业投资合计50万美元以上 2、在中国西部地区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投资合计50万美元以上 3、在中国中部地区投资合计100万美元以上 4、在中国投资合计200万美元以上 申请材料 1、《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申请表》 2、有效的外国护照或者能够代替护照的证件 3、中国政府指定的卫生检疫部门出具的或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外国卫生医疗机构签发的健康证明书 4、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国外无犯罪记录证明 5、四张二英寸近期正面免冠彩色照片 6、公安机关要求提供的证明材料，包括： a、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登记证明及联合年检证明、验资报告、个人完税证明 b、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还应当提交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确认书 我是前三者的配偶/子女 申请条件 投资者、任职者、对中国有重大贡献者的外国籍配偶及其未满18周岁的未婚子女。 申请材料 1、《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申请表》 2、有效的外国护照或者能够代替护照的证件 3、中国政府指定的卫生检疫部门出具的或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外国卫生医疗机构签发的健康证明书 4、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国外无犯罪记录证明 5、四张二英寸近期正面免冠彩色照片 6、属于配偶的，还需提交婚姻证明；属于未满18周岁未婚子女的，还需提交本人出生证明或亲子关系证明；属于收养关系的，还需提交收养证明 7、公安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 我是中国公民或在中国或永久居留的外国人的配偶 申请条件 中国公民或者在中国获得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的配偶，婚姻关系存续满五年、已在中国连续居留满五年、每年在中国居留不少于九个月且有稳定生活保障和住所。 申请材料 1、《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申请表》 2、有效的外国护照或者能够代替护照的证件 3、中国政府指定的卫生检疫部门出具的或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外国卫生医疗机构签发的健康证明书 4、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国外无犯罪记录证明 5、四张二英寸近期正面免冠彩色照片 6、中国籍配偶的常住户籍证明或者外国籍配偶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7、经公证的生活保障证明及房屋租赁或者产权证明 我是年满60周岁投靠中国籍直系亲属 申请条件 在中国境外无直系亲属、投靠中国境内直系亲属，且年满60周岁、已在中国连续居留满五年、每年还在中国居留不少于九个月并有稳定生活保障和住所。 申请材料 1、《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申请表》 2、有效的外国护照或者能够代替护照的证件 3、中国政府指定的卫生检疫部门出具的或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外国卫生医疗机构签发的健康证明书 4、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国外无犯罪记录证明 5、四张二英寸近期正面免冠彩色照片 6、提交被投靠的中国公民常住户籍证明或者外国人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经公证的亲属关系证明以及投靠人国外无直系亲属关系证明、经公证的投靠人经济来源证明或者被投靠人经济担保证明、经公证的投靠人或者被投靠人的房屋租赁或者产权证明 7、公安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

中国旅行证办理流程介绍（一） 各位同胞，前面两期我们介绍了护照的办理流程。不少同胞还关心，自己出生在美国的孩子如何办理证件回国呢？这期，我们就来详细介绍下在美出生的儿童怎么办理旅行证。 事实上，旅行证不仅仅发给在美国出生并被认定具有中国国籍的儿童，还发给以下几类人员：1.临时来美护照遗失、被盗，急于回国的中国公民；2.未持有“回乡证”，而需赴内地的中国籍港澳居民；3.未持有“台胞证”，而需赴大陆的中国籍台湾居民。详细说明请查看驻休斯敦总领馆网站“证件服务”栏目。 一、确认到底应该办旅行证还是签证 同样是中国公民在美国出生的孩子，有的需要办理旅行证回国，有的却需要办签证，怎么知道自己的孩子属于哪种情况呢？别急，我们将判断方法整理成下图，简洁明了，请大家自行“对号入座”吧。 二、确认预约时间和打印申请表格 办理旅行证第二步，需登录海外申请护照在线预约网站（ppt.mfa.gov.cn），填写个人信息并预约办证时间。 大家可在已开放的预约时间（未来第3个工作日起）内选择自己方便的时间预约办理旅行证。预约成功后请将系统生成的申请表打印出来。 三、准备合格的照片 照片是会贴在旅行证上面的，所以尺寸规格非常重要，请大家务必提供儿童近期（半年内）正面免冠彩色半身证件照片（光面相纸）3张。照片尺寸为48mmx33mm，头部宽为15mm-22mm，头部长度为28mm-33mm，背景要求为白色，不要穿灰色或者其他浅色上衣拍照（注：总领馆办证大厅配备高性能自助照相设备供选用）。 头部比例过大的“大头照”是经常出现的不合格原因。告诉大家一个小秘诀：拍摄时包含一定比例的肩部，即可避免“大头照”。 四、准备父母证件 父母双方有效护照原件及复印件，包括带照片资料页、曾办理过加注或延期页、来美签证相关页、最后一次离开中国的出境验讫章及入境美国的入境验讫章页。如父母一方不在美国境内，须提交其有效护照（整本，包括空白页）复印件。 父母双方在美或其他国家居留证件，具体包括针对美国永久居民发放的“绿卡”，有针对持F1签证在美留学生发放的I20文件，也有针对持J1签证访问学者发放的2019表，和针对持H1B工作签证人员发放的I797文件等等。大家应根据自己在美居留情况，备妥居留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如果父母一方或双方现持外国护照，还需提供相关文件证明孩子出生时父母持有的居留证件情况。 父母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如有）。 五、准备孩子证件 准备儿童出生证原件及复印件。 如儿童曾申办过旅行证，需提交上一本旅行证原件及复印件；如儿童曾持旅行证赴华并返美，需另提交最近一次出入境所持其他证件（如出入境通行证、美国护照等）原件及复印件（包括带照片资料页、最后一次入境中国的入境验讫章页、最后一次离开中国的出境验讫章页、最后一次入境美国的入境验讫章页等）。 六、如父母一方不能前来 办理旅行证需父母携带儿童一同前来领馆。如果父母一方不能前来，须提供由其签署并经当地公证机构（如在中国境内，须经中国公证机构）公证的同意由配偶为该儿童办理旅行证赴华的书面声明原件。 声明里需写明这些内容：①父母双方姓名及证件号码（需与所提交护照姓名相符）；②儿童中文姓名（如曾办理旅行证、出入境通行证的，需与原证件姓名相符）；③儿童英文姓名（需与出生证姓名相符）；④委托事项需写明系办理旅行证；⑤未到场一方父母需正楷签署所提交护照上登记的姓名。此外，需提供未到场一方父母签署的“本人在儿童出生时为中国公民、无任何外国国籍和外国永久居留权”的书面声明复印件（如果属于这种情况的话）。 总领馆一直在努力提升效率，节约每一位申请人的办证时间。希望广大申请人递交申请前也事先做好准备工作，备齐所需各项文件，共同打造顺畅的办证秩序。

　　星期一，涉嫌投资移民诈欺的华裔律师陈莹莹(Victoria Chan)向联邦法庭认罪。最高可能被判处45年监禁。将于明年7月9号宣判。 　　35岁的陈莹莹来自洛杉矶(专题)郊区的 El Monte，她被控移民欺诈，电汇欺诈以及洗钱等多项罪名。陈莹莹将面临最高45年的监禁。具体刑期将于明年7月9日宣判。 　　检察官称，陈莹莹和其父亲自2008年开始，在圣盖博市设立“加州移民基金会”以及夏利士律师事务所，该律师事务所以办理投资移民(EB-5)为由，共诈骗近5000万美元。 　　陈莹莹坦诚，自己向移民局递交了近130分EB-5投资移民申请，根据移民法，EB-5投资移民必须提供50至100万元的投资，并至少提供十个全职工作。但陈莹莹承认，大部分资金被挪用，并没有用于项目投资，也没有创造工作。 　　陈莹莹将所获得的2500万美元资金用于为自己购买房屋。包括位于钻石吧和库卡蒙加牧场市价值百万元的房产，此外她也将部门资金返还给了投资者。 　　法庭文件显示，超过100名中国公民让陈莹莹办理投资移民，其中有被列在中国“红色通缉令”上的外逃人物。 　　今年4月5日，陈莹莹设在酒店内的事务所和两处房产遭搜查。她名下大约2500万元房产将被拍卖，赔偿诈欺受害者。 　　联邦助理检察官布朗(Sandra R. Brown)表示：“这一欺诈案件违反了联邦移民程序，有数十名外国公民因此获得了他们不应该获得的绿卡。” 　　国土安全部洛杉矶调查部门负责人马西亚斯(Joseph Macias)表示：“我们发出的信息很明确，美国的移民体系不是用来贩售的。” 他指出，移民欺诈不仅让美国承受风险，也惩罚了那些通过正常渠道申请绿卡的移民。 　　部分受害者的代理律师王婧将于星期三举行新闻发布会，就陈莹莹名下的房产法拍以及对受害者赔偿做介绍。

　　入境卡，相信所有小伙伴都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有多少人每次填写它都是抱着随意的心态，随便煳弄一下就ok了?有多少人是真正仔细阅读了上面的所有要求，并认真填写的? 　　相信，因为填写次数太多，很多人都草草了事，但是，郑女士的例子告诉，入境卡填错了哪怕一个字母，都会惹上大麻烦。 　　2013年，郑女士通过介绍，认识了Steve先生，澳洲国籍，在网络上交流了一段时间后，8月份，郑女士办理了旅游签证，前往悉尼，与Steve和他的家人正式见面。 　　在悉尼度过的两个月时间里，两个人正式的确认了恋爱关系，并且顺利订婚。随后，因为签证到期，郑女士返回了中国。 　　紧接着，圣诞节的时候，再次来到澳洲与未婚夫团聚。 　　两个月后，也就是2014年初，郑女士签证到期，返回中国。 　　按照计划，郑女士决定于3月初，再次来悉尼。可是在入境之前，Steve告知她，因为酒驾，自己的驾照被吊销了，没办法去机场接机。让郑女士打车回家。 　　只不过，这一次，郑女士遇到了麻烦。 　　“他们问我为什么填写的居住地址是一个商铺”郑女士说到：“之前两次我填写的都是未婚夫的工作地址，没出现任何问题，这一次我填写的是我们新租的房子的地址，我英文不好，地址填错了，少写了一个A，结果被发现是一个商铺，他们就将我关进了小黑屋” 　　据了解，郑女士误填的是他们家楼下的店铺地址，本以为解释一下就可以解决这种问题。 　　“他们怀疑我非法打工”但是情况完全超出了她的想象。“我被海关强制要求隔离关押。并且开箱检查我所有的行李。然后就有人将我带走了，而且真的关押在了一个小房间里。” 　　郑女士被移民局押送到了Villawood非法移民羁押中心，并且告诫她，不得与外界联系。 　　唯一可以拨打的是一个免费电话：131450。这是一个免费的翻译电话。而且是用中文书写的。 　　于是郑女士打电话给中国领事馆求助。 　　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之后，领事馆表示，这种情况下，她可以申请回国。 　　在羁押中心的日子十分难熬“每天都有人在门外监视我，每天我只能给未婚夫打一个电话，其他的什么也做不了。”郑女士回忆到那段日子，表示自己终日以泪洗面，十分不明白，就是填错了一个字母的事情，为什么搞到这步田地。 　　几天后，郑女士又被带回到了机场，这次的机场跟我们见到的完全不一样，她被扣在了机场的地下室，漆黑，阴冷。没有一丝生命的气息。 　　郑女士说“我都崩溃了，这里黑漆漆的，我能明显感觉我在发烧，精神恍惚。还发现手上有淤青，后来被人告知是因为带了手铐的原因”。 　　因为精神和身体状况极差，几天后，郑女士再次被押回了Villawood。 　　这一次，她见到了很多自己的同胞，终于可以正常的跟人交流了。 　　第二天，Steve来羁押中心探望她，告诉她准备为她重新申请签证。而且要找律师起诉。 　　但是律师告诉他们，申请签证的前提是先入境，郑女士没有入境，所以没办法再次申请签证，唯一可行的方式是，两个人立刻结婚，就在羁押中心里面。这样可以申请配偶签证。 　　对于这种方式郑女士坚决反对，她之所以来到澳洲，为的就是追求婚姻幸福，而不是为了让自己走出“牢狱”屈从的结婚。 　　最终，在Steve和家人的劝说下，郑女士打消了立刻回国的念头，申请了签证申诉。定在了2014年的7月份开庭审理。 　　虽然还要在羁押中心呆上几个月，但是好在事情有了转机。 　　可没过几天，4月份的时候，羁押中心的工作人员突然说要将他们转移到达尔文。 　　“这个名字我之前一直以为是个人名，都不知道是个城市”郑女士回忆起当时的场景都几欲落泪。“凌晨的时候，我被他们用手铐铐了起来，押送前往机场，他们说这是正常程序，结果上了飞机我才知道，几十个人，只有四个人戴手铐，其中就有我，上厕所都解不开。就像犯人一样。飞机上除了我旁边的女警察以外，其他人的态度十分恶劣，还有一个同胞跟他们打了起来。我当时吓坏了” 　　“然后我记得，在达尔文，我再次得病，每天就是哭，吃药，打针，治病，昏睡过去，醒来接着哭，还被查出了腹部感染和甲亢。那里的日子真的过得生不如死。” 　　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过了3个月，终于传来了一个好消息，7月初，她终于得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移民局承认当初取消她的签证属于不合法的行为。会将法庭申请费退还给她。 　　可是她签完字才发现，签证7月到期，而现在已经是7月份了。举例到期没剩几天。 　　怒不可遏的郑女士和家人不得不再次申请签证，并向移民部长提交了请愿书。而且哪怕移民局承认误判，还是没有还给郑女士自由，她还被关押在达尔文。 　　向大使馆求救，因为弄不清楚自己具体的位置，大使馆表示会尽量帮助郑女士去沟通。 　　可是，就在第二天，她便被像行李一样，给“打包”关进了一件库房，又是在凌晨被押上了飞机。这一次，直接被送回了国，降落在了白云机场。 　　“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回的家，什么行李都没有，只有随身的一个小箱子，托运行李不见了，连我父亲最重要的遗物都没带回来。” 　　“我选择上诉，并不是我多么想去澳洲这个国家，而是我受到的委屈，必须有人给一个解释。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就连国内的家人都问我，是不是真的做了什么坏事儿以至于被人关了这么久!” 　　“结果我再次申请入境，那是在2014年11月份，结果澳洲政府告诉我，要缴纳5244澳币的罚款。学名好像叫做政府欠债，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清楚，如果不想交可以等几个月进行财政减免。我不想等，想尽快讨个说法，于是把钱交了。” 　　在这之后，郑女士两次上诉，给移民部长写请愿信，都音信全无，时间长了，没有援助律师愿意帮忙，她又付不起律师费。 　　就算向澳洲的人权委员会求助，都被告知超过了12个月，不予受理。 　　就算是这样，郑女士一直在坚持，为她自己，为她的未婚夫，讨要一个说法。 　　凭什么相恋的两个人因为移民局的误判，要遭受这么多的波折和磨难。 　　可是到现在为止，郑女士依然在等待开庭的消息。她的委屈，没人给出答复，也没人来解决。 　　因为入境卡填错被处罚，这并不是第一例： 　　2016年，王先生到澳洲旅游，因为地址问题同样被海关拦截。 　　因为海关质疑王先生填写的居住地址并不是旅馆地址，而是一处民宅。 　　当王先生回复这是他妹妹在澳洲的地址后，海关表示，王先生紧急联系人填写的不是妹妹的名字和地址，而是其他人，现在冒出来一个妹妹，有严重的申报虚假材料的嫌疑。 　　没等他进行申诉，便当场被遣返。 　　澳洲媒体Australian就曾报导过，在 2010年1月到2015年1月五年间，共有8521个合法签证持有人在澳大利亚海关被取消签证遣返。就是说每天有将近5个人在入境时被cancel签证，而这5个人中，平均有两个人是中国人! 　　遣返的原因究竟有哪些呢： 　　说错了话会被遣返! 　　超过时限会被遣返! 　　手机电脑里有不良内容会被遣返! 　　但最常见的还是： 　　带错了东西、没有申报被遣返! 　　不仅如此，如果是被取消签证遣返，这个污点还会给你留下长久的影响： 　　1、 如果你曾被澳洲递解出境或是因为犯罪原因被取消签证，你将永远被澳洲拒绝入境; 　　2、 如果你曾被澳洲拘留并安排离境，那么你在离境后12个月内不会被允许再次回到澳洲; 　　3、 如果你曾被澳洲取消了签证，但没有犯罪行为，那么你将在3年内不能获得澳洲的临时签证; 　　4、 如果你曾在澳洲签证过期后28天离境，那么你有可能被限制3年内不准申请澳洲临时签证。 　　可以说，带错了东西、没有申报这个问题几乎每天都会澳洲海关发生，一经发现，轻则警告罚款，重则刑事处罚。 　　澳边检人员去年仅在悉尼机场就销毁了近90吨违禁物品，包括15吨肉类制品、2吨种子、6吨海产品等，没收了3500只爬行或两栖动物。(图片来源于Daily Telegraph) 　　查获的物品有些是漏报的，有些是故意瞒报的，有3人因此被起诉，边检人员开出1008份罚单，罚款总计超过33.2万澳元。 　　“带错了东西、没有申报”，即使程度没有严重到受罚，也会引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让旅程一开始就蒙上阴影。 　　1、降落前代填全家入境表被“忽悠” 　　在飞机降落前，空姐一般会给非本国居民一张入境表，这张入境表通常是用英文和当地语言注明(澳洲海关也有中文版)，入境的外国游客必须在上面如实填写入境单上的内容。 　　可这位网友之所以此后发生这一堆令人捧腹大笑的乌龙事件，就是因为太相信家人的说法，倒霉的是家人对她语焉不详，还带了许多不该带的东西入境。 　　在填写入境单这件事上，如果不清楚他人情况，最好要一件件问清楚，单据上特别注明不能带的东西一定不能带入境，千万不能乱勾一气，否则一旦被查出不符合实情，麻烦事多多! 　　2、全家现金只放在“姨夫”一人身上，且只有一万? 　　在入境表上，有一项是许多国家海关都会要求填写的，就是所携带的现金数量。澳大利亚允许每人携带不超过10000澳元入境如果超过标准没有申报，被海关发现，现金可能会被没收。 　　而且现金集中在大家长身上，国人可以理解这点。但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是不会明白为什么成年人身上出国不带现金，而只放在另一个成年人身上的。 　　3、一家人将出游现金藏在各种想不到的地方 　　中国人出行喜欢带很多现金，又担心全都放在钱包里不安全，于是就发挥创意收在不同的地方。当澳大利亚海关人员看到这群游客从各种意想不到的地方掏出现金的时候整个都要崩溃了!这位网友说自己在海关人员面前丢尽了脸，想来当时的状况确实是天雷滚滚。 　　其实，国外很多地方还是能使用信用卡和银联卡，只要正常操作，没有什么不安全的。总之就是搞清楚国外的入境现金携带规定，只要在限额内，都可以堂堂正正地带入境，没必要藏藏掖掖。 　　4、葵花籽藏在毛公仔里被发现 　　出国旅游带蔬菜、蘑菇，还将瓜子藏在毛公仔里，我的天哪!一般来说，许多国家出于检验检疫的需求是不允许将蔬菜、水果、肉类等食物带入境的，一旦发现除了没收之外，还可能被处以罚款。 　　到国外旅游就不要为了“中国胃”将一些不能带的东西冒险带出，在澳洲，很多东西在华人超市、唐人街都可以买到啊。如果真的有携带水果肉干之类的物品，最好在下飞机前“消灭”掉。 　　澳大利亚海关的主要限制如下： 　　1、 现金。如携带1万元(含)以上的澳元及等值外币，必须申报。如携带本票、旅行支票、个人支票、汇票，还须应要求填写可转让证券表(BNI)，如实申报。 　　2、 烟酒。18岁以上旅客允许免税带入的酒类不得超过2.25升，免税带入的香烟、雪茄或其他烟草制品不得超过25支或25克。超出限额部分将被征收关税或被收缴。 　　3、 药品。下列药品须申报： 　　A、 对行为举止或幻觉可能产生影响的兴奋类药品，如荷尔蒙类药品、脱氢表雄酮及所有类固醇类药品。 　　B、 可能被误用、滥用而致依赖性药品，如类固醇、麻醉镇痛药等。 　　C、 传统药品如含有对动植物有害成份，亦须申报。用量在3个月内的处方药通常无需申报，但建议携带英文处方和说明您需要服用有关药物的医生证明。 　　特别提示： 　　1、 禁止携带海洛因、大麻、可卡因、安非他命等毒品入出境。拥有、使用或贩卖非法药物可能被判重刑和高额罚款。 　　2、 禁止盗版和色情制品。携带盗版和色情制品均属违禁。持有未成年人色情物品系严重刑事犯罪，最高可被判处10年监禁和27.5万澳元罚款。 　　3、 在机场行李区或海关区可能遇到检疫犬对行李或您本人进行“嗅检”的情况，请勿紧张并给予配合，如实回答海关人员的问询，并在被要求时配合开箱检查。 　　4、 在机场、海港的海关和边境控制区内禁止使用手机、照相机、摄像机或其他摄录设备。 　　澳大利亚远离其他大陆，自然条件独特。法律授权澳大利亚政府阻止疾病或其他可能对澳大利亚构成威胁的物品进入。 　　下列物品须申报：食品(如生、熟食品及调料等)、动物制品(如羽毛、骨、角、象牙制品等)、植物制品(如木雕、草编制品等)。 　　下列物品严禁带入：乳制品、蛋及蛋制品(如月饼，但儿童偕行可携带配方奶粉)、非罐装的肉类制品(如腊肉、香肠、肉松及宠物食物等)、活的动物(哺乳动物、飞禽、昆虫等)、活的植物(如盆景等)、含有被保护动物成份的传统药物(如鹿茸制品等)、各类种子、新鲜或冷冻的各类水果、蔬菜。 　　特别提示： 　　1、 遵守澳动植物检验规定，出发前请点击访问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网站，了解关于动植物检验的最新信息。 　　2、 不按规定申报而带入违禁物品的，可能被当场罚款甚至被起诉。建议不要携带食品、动植物产品入境。如确需携带，请注意如实申报，并配合检查、处理。 　　3、 违规带入含有蛋、肉馅的月饼入境，违者将被处以220至6万澳元的罚款，甚至10年监禁。请勿向在澳的亲友寄送或自行携带月饼入境。 　　4、 提取行李后，海关官员会查验入境卡(IPC) ，并询问是否有申报物品。如其要求，请将行李放到专门的检验设备上检验或开箱接受检查。 　　卫生防疫 　　根据签证种类和停留时间长短及在澳大利亚的事由，您可能被要求在申请签证前接受体检。在可能影响公众健康的疾病传播期间，外国人抵达澳大利亚时可能被要求进行严格的健康检查，包括化验、观察等。 　　澳洲海关，真的惹不起吖!

  这个世界对中国的偏见从未间断过，国人在海外遭遇歧视的案例我也写过不止一次。可我们永远想不到，有些人的行为可以恶劣到什么地步！ 前几天，有网友发现，日本知名化妆品牌POLA的一家专卖店外，张贴着一张字条，上面赫然写着中国人禁止入内。 （图源：微博@日本美食资讯） 这样一则标语无疑让国人感到震惊和愤怒，我们以为这样的标语只会出现在过去的上海租界，简直不敢相信这是21世纪。 （图源：zonghengnews） 更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POLA公司这几年业绩飞涨，完全得益于中国市场，他们家的美白丸、抗糖丸、化妆水等产品，价格卖到一千多块，依旧备受国人喜爱。 （图源：） 如果没有国人的代理，这家公司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赚着我们的钱，却又看不起我们，已经不能用过河拆桥来形容了，简直是卑鄙无耻！ （图源：） 歧视标语被曝光后，POLA公司立刻认识到了事件的严重性，马上在各大平台发表了道歉声明，并责令该店铺立刻撤去标语，并给予严重处罚。 （图源：微博） 后来经过当地网友的确认，那家歧视中国人的店铺现在已经关门。 （图源：微博@日本美食资讯） 然而类似的情况不止发生过一次，许多国外的品牌都曾经甚至仍在明目张胆的歧视国人。 德国时尚品牌Philipp Plein在早些年的时候就被国人发现在服装设计上公然辱华。有人发现这家公司出产的一件T恤上赤裸裸的印着Fuck You China（X你妈，中国）的字样，而且还印着一个西方人经常用来侮辱中国人的小丑形象。 （图源：thenanfang.com） 两年前，这件事又被国内民众搬到了台面，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不少网友纷纷呼吁抵制这个品牌，让它滚出中国。 为了能继续赚我们的钱，该品牌的创始人很不情愿的发表了一篇声明，但并不是为自己的行为道歉，而是辩解自己并没有侮辱的意思。 他解释说辱华的标语其实融入了摇滚精神和幽默，目的是抗议日益严重的山寨现象，只是为了讽刺这种行为。 （图源：微博） 山寨的行为固然可恨，我们每个人也都应该抵制，然而你骂的并不是山寨，你骂的是China。 可让中国网友更加愤怒的是，这份声明的签名明显做了手脚，中文版和英文版的签名存在明显的差别，根本不像一个人签的。 （图源：微博） 仔细看中文版的签名，一起说是签名，还不如说更像是画画，越看越像一个留着长辫子，趴在地上的小人，依然是侮辱中国人的小丑形象... 然而这样一个侮辱中国后，毫无道歉诚意的品牌，现在却依然厚颜无耻地在国内开了专卖店，继续从国人那里圈钱... （图源：renmin.com） 无独有偶，另一家德国服装品牌Spreadshirt在今年早些时候，同样推出了涉嫌歧视中国人的两款T恤。 一款T恤上写着用英文写着救一只狗，吃一个中国人，另一款写着救一条鲨鱼，吃一个中国人。 （图源：thatsmags.com） 这款服装推出后，立刻引起了国人情绪的强烈反弹，大家纷纷表示这些标语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完全是对国人的侮辱。 （图源：Spreadshirt） 这些服装上的标语不但对保护动物没有任何帮助，反而加深了人们对国人的误解，激化彼此间的矛盾。 在大使馆提出交涉，并且受到众多国人举报后，这家公司做出了解释，认为这款设计没有种族歧视色彩，而是一种幽默，说自己是个开放、创意多元的平台。 （图源：Spreadshirt） 最终，在多方面的压力下，这家公司还是把这两款服装下架，但据说在欧美等地依然在售卖，而且在公司的官网上还可以看到其他涉嫌侮辱中国的服饰... （图源：Spreadshirt） 在POLA之前，另一家化妆品牌tarte同样卷入了辱华风波，今年九月的时候这家公司在ins上发了一条自以为很好笑的笑话，其中出现了两个十分刺眼ching chong... （图源：ins） 据说ching chong这个词源自19世纪的美国，当时有许多东亚的青壮年被骗去做苦力，白人担心亚洲人抢自己的饭碗，于是到处宣扬黄祸论，各种侮辱华裔的儿歌也应运而生，流传了一个多世纪。 Ching chong, Chinaman, Sitting on a wall. Along came a white man, and chopped his head off. 中国佬，墙上坐。 白人来，脑袋落。 （图源：） 虽然不知道这个说法的真实性，但可以确定的是，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就知道，ching chong是明显侮辱中国人和亚裔的词汇。在自己的平台公然出现如此歧视性的词汇，无疑会遭到亚裔粉丝的抵触。 此前，tarte的唇蜜和遮瑕膏等都是在国内备受欢迎的产品，此事一出，国内许多美妆主播都表示以后再也不会用他们家的产品。 这件事直接把tarte的CEO炸了出来，感情真挚的发了一封道歉信，自己打心底里感到心痛，表示种族歧视没有任何借口，态度比其他那些品牌端正多了。 （图源：ins） 不过在ins发表的道歉声明里，tarte还是给自己找了个小理由，说自己这次辱华信息是公司的实习生发送的，已经好好教育过了，看来这个理由是全世界公用的。 然而，这个过程中最不可思议的是，竟然还有许多国人在公司平台下面为他们辩解，认为是中国人太敏感... 对于中国人的无理取闹我感到非常抱歉，我为此感到羞愧。 什么？我是个中国人我认为这很有趣啊，不要太情绪化，大家思想开放一点好吗。 就连别人自己都承认是在侮辱国人，结果我们却开始自我检讨，反而向对方道歉，这才是最让人感到恐怖的。 由于历史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我们一直在被教导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开放自己的思想。 可久而久之，谦逊渐渐地扭曲成了一种自卑，宽容变成一种无底线。许多国人在海外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不懂得去反抗，反而是不断退让，甚至开始了自我反思自己，为别人的错误在自己身上找理由。 （图源：cerpen.co） 品牌涉嫌歧视更加无法让人容忍，是因为它的思想会在无形之中输出给众多消费者。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选择沉默，其他消费者也会产生这样一种思想：中国人都吃狗肉、中国人不受欢迎、中国人可以肆意取笑。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真的再也站不起来了。 （图源：theodysseyonline） 我们应该与人为善，但一切的前提是在彼此尊重的前提下。当我们的尊严遭到践踏的时候，应该毫不迟疑的反驳回去。 他们歧视一次，我们就反抗一次；歧视两次，那就反抗两次。直到让他们明白，想要赚钱，必须先摆正心态。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懂得尊重自己，又怎么能指望别人会尊重你？  

1946年，与伊冯娜·福利(Yvonne Foley）素未谋面的“上海爸爸”离开了她。跟他一同消失的，还有三百多名二战期间服务于英国商船队的中国父亲。留给他们家人的，只剩下恐惧和焦虑。 当年，《利物浦回声报》和《新闻纪事报》曾经报道过某李姓女士就此事组织抗议，但没能起到什么效果。几十年来，英国政府当局一直对这些中国父亲消失的原因三缄其口，直到近年来隐秘的真相才浮出水面。 “这件事水很深，很阴暗” 伊冯娜说道。 上世纪40年代，英国为了补充商船队编制，从上海、新加坡、香港等地招募了大约两万名有经验的海员，并让他们在饱受德军潜艇威胁的北大西洋等海域执行危险的护航工作。利物浦是这支商船队的总部所在。作为轮机技师，伊冯娜的父亲和许多其他中国海员一样，在利物浦安顿下来并与当地的女性坠入了爱河。 伊冯娜的母亲格蕾丝·伊舍伍德曾向她提起过这个“上海爸爸”，但她后来选择了再婚，而且从来没解释过他抛妻弃女的原因。 伊冯娜（左）和母亲格蕾丝 “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他来自上海法租界，以及我名字是他取的，”住在英国切斯特市的伊冯娜在自家花房里，一边倒茶一边说道。这间屋子里摆满了中国瓷器和古董，其中大多数都是她和她丈夫上世纪80、90年代在香港居住时购买的。 她有一张自己婴儿时期的照片，照片的背面写着一段话。她母亲本想把它交到“上海爸爸”的手里，最后却未能得偿所愿。尽管伊冯娜不能完全确定，但在她印象中自己从未见过父亲，甚至从未见过他的照片。 伊冯娜的母亲不愿回忆那段痛苦的时光。她出生于一个富足优越的天主教家庭，20岁时未婚却成了孤儿寡母。这在当时轻浮的英国社会是件特别招人八卦的事，更何况孩子的父亲还是中国水手。 “我甚至不知道上海爸爸的名字究竟是什么。妈妈叫他“南”（音译），并且告诉我他姓杨，”伊冯娜说道。多年来，许多出身类似家庭的孩子在成长阶段一直觉得被排斥，并且对自己欧亚混血的身份感到困惑。而那些被抛弃的妻子和母亲则充满耻辱和愧疚，在家中缺少顶梁柱的情况下，她们往往不得不把子女送给他人领养。 一些当年被领养的孩子后来和伊冯娜成为了朋友。她专门建了一个叫作Half and Half的网站，致力于帮助这些从未与生父谋面的孩子。 伊冯娜清楚地记得真相浮出水面的时刻。 “当时因为感冒，我躺在床上听本地广播节目，”伊冯娜说道。 2002年，英国广播公司西北台播出了一档名为《骗上海》的广播节目。这档节目讲的是英国商船队退休海员基斯·科克林寻找生父的故事。他的父亲宋魁承（Soong Kwai Sing，音译）1946年失踪于利物浦。 科克林声称在政府档案中发现了证据，表明英国当局曾强制驱逐他父亲那样的海员，而他们曾在二战中立下赫赫功勋。 这档广播节目让伊冯娜和丈夫备受鼓舞，此后15年，他们一直试图揭开她父亲和其他中国海员失踪的真相。他们从伦敦的历史档案馆来到上海市档案馆，并且与大连海事大学合作，挖掘这段隐秘的历史。 伊冯娜和丈夫查尔斯 “我之所以刨根究底，不是为了寻找父亲，而是想探究当年的真相，”她说，“结果我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他的影子。” 利物浦有着深厚的航海传统，历来与中国贸易关系紧密。1939年至1945年，阿尔弗雷德·霍尔特（Alfred Holt）轮船公司（也被称为“蓝烟囱航运公司”）和英商火油公司（壳牌石油）在利物浦雇佣了大量的中国籍海员。伦敦的唐人街几乎消失，但是利物浦皮特街周围的中国城却复兴了。 今天的利物浦中国城 英国商船队的船员要承担海军预备役的义务，来自上海和香港的熟练水手是解决战时劳动力短缺最理想且低成本的选择。 “雇佣中国海员不仅成本低，而且他们有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工作认真，不酗酒滋事，”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韩庆去年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说道：“早在二战前，中国海员已经在欧洲有很好的口碑。” 关于二战期间英国商船队的英勇事迹，已经有大量的文字记载，海员们冒着危险保障了关键物资供给航线的畅通。但不为人所知的是，英国商船队15%的海员是中国人。有位英国船长曾亲口证实，这些中国海员许多都“出类拔萃，为工作拼尽全力。” 但伊冯娜的丈夫查尔斯发现，这些利物浦的中国海员的功勋不仅没得到认可和感谢，反而遭受了歧视和冷遇。 在战争初期，中国海员和英国海员在同样的环境下工作，都冒着受德军潜艇攻击的风险，但中国海员的工资不及英国水手的一半，而且也不享受英国水手每月10英镑的战时危险津贴。 利物浦的中国海员，摄于1942年5月 这个情况使利物浦的两个华人工会——分别是华人海员工会和利物浦华人海员工会——产生了不满情绪，分别是。华人海员工会主要是讲粤语的海员，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关系紧密；而利物浦华人海员工会则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密切，吸引的主要是斗志昂扬、教育程度更高的上海男人。 “似乎中国国共两党的关系也影响了利物浦的中国海员群体，”查尔斯·福利说道。 1942年，中国海员发起了一场罢工，同年4月，霍尔特船务公司和壳牌公司都提高了薪酬标准，并且开始给中国海员补发战时危险津贴。 这场劳资纠纷的胜利，最终使中国海员付出了更高的代价。查尔斯·福利发现，战争结束后，中国海员突然变成了“不受欢迎人物”，霍尔特船务公司大幅削减他们的工资水平，停发战时危险津贴，却继续给予英国水手同样待遇。霍尔特船务公司的挑衅行为很快招致香港经纪公司巴特费与太古公司的不满，后者去信警告称不公平的工资待遇可能会引发麻烦。 在合同到期后，利物浦和其他港口城市的中国海员很多自愿返乡，登上了开往东亚港口的轮船。但伊冯娜的丈夫发现了一些政府文件，或能证明她的上海父亲并非主动离开妻女。伊冯娜的母亲在世时，曾拉拉杂杂说起过一些旧事，如今把这些碎片信息拼在一起，就可以慢慢接近真相了。 伦敦历史档案馆保存的资料显示，1945年10月19日，英国内政部会议决定将中国海员驱逐出境，将他们视为“一个对利物浦不良的因素”。 利物浦在二战中被炸成废墟，而战后回国的老兵又急需安置，因此住宅供应尤其紧张。查尔斯·福利在阿尔弗雷德·霍尔特公司的档案中发现，该公司迫切希望驱逐那些来自上海的亲共海员，而聘用他们认为更温驯的粤港籍海员。 格蕾丝和她的上海恋人在大学里相遇（我们虽无从得知杨南当时是否在上学，但他很可能毕业于工程专业）。尽管格蕾丝家人强烈反对，他们仍然谈了近两年的恋爱。根据伊冯娜的舅舅的回忆，伊冯娜的外公曾要求格蕾丝回家。格蕾丝当时还不满21岁，结婚必需先得到父母的同意。伊冯娜猜测，母亲可能已经未婚先孕，并以此要挟父母同意她和相爱的中国男人结婚。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格蕾丝的计划并没有成功。 “大约1945年或是1946年初，母亲离开利物浦时已经怀上了我，”伊冯娜说道。记录显示，格蕾丝和杨南搬到了英格兰东部城市赫尔居住，并在那里买了一幢小房子。霍尔特船务公司当时在赫尔设有分部，杨南多半曾在那里工作过。 许多和中国海员成家的英国女性没有正式结婚，有些人和格蕾丝一样，由于不满21周岁又得不到父母的同意；还有些人是因为那个年代英国女性一旦和外国公民结婚，就必须放弃英国国籍，入籍丈夫所在的国家。 不管是否成婚，这些女性都被极端保守的英格兰社会视为“放荡的女人”。在另一份档案中，查尔斯·福利发现政府官员将这些嫁给中国人的女性蔑称为“妓女阶级”。 “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特别生气，”伊冯娜说道：“他们根本没见过我母亲。” 在英国商船队中，许多不同国籍的海员都必须履行合约完成某几个特定航线，之后才能自由选择续约或休假。 来自中国的海员大多是专业出身，不管当时是否签约，他们都以为离职证或海员卡就像护照或签证一样，可以使自己长期留在利物浦。英国内政部的文件显示，截至1946年3月23日，有800名中国船员被遣返出境，其中231名甚至遭到了政府的搜索拘捕。到同年7月11日，被驱逐出境的中国海员数量已增至1362人。 查尔斯说，驱逐中国海员的做法得到了本地海员工会的认可，它不希望工会成员与境外廉价劳动力竞争。这也得到了当时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的同意。 英国官方称，已经和英国女性结婚的中国海员无人被遣返（当时的法律状况复杂，英国政府不想背背负分裂家庭的骂名），但查尔斯·福利发现的证据表明这是谎话。记录显示至少有一名已婚并育有三个孩子的中国海员遭到搜捕并被强制驱逐出境。 那些被遣返的未婚父亲们，许多人甚至连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 伊冯娜，摄于1973年 伊冯娜回忆当年母亲讲述的故事：“爸爸总想着要改变世界，他在赫尔市那间小房子里召集了许多次会议。我猜他应该是工会成员，信仰社会主义。” 当年还发生了另一件事，现在看来颇为蹊跷。 “父亲有次出海时，我们在赫尔的房子遭到入室盗窃。母亲说尽管屋里有珠宝首饰和现金，但窃贼只带走了他的文件和印章，”她说道。 查尔斯·福利说：“我想他可能是工会骨干，因此成了当局重点‘照顾’的对象。” 不管他是先被拘捕再遭驱逐出境的，还是航程结束后被英国海关拒绝入境的，伊冯娜的父亲最终都可能没能回到上海。当时中国正处于国共内战中，许多被强制遣返的中国海员选择在新加坡或香港寻找工作，最后却发现自己被西方船务公司列入了黑名单。 1949年，上海的船务公司迁往香港。那里可能是伊冯娜父亲落脚的地方。 “我母亲提到过，她收到过两封他寄来的信，都是通过利物浦华人地下社团转交的，一封来自香港，一封来自台湾，”她说道。 母亲离世后，伊冯娜再也找不到那两封信了。也许它们能够解释历史的谜团，也许她父亲曾请求格蕾丝带着襁褓之中的女儿去上海或香港开启新生活。 伊冯娜和她丈夫在香港工作和生活时，还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查尔斯·福利1981年至1982年曾在香港理工大学担任讲师，后来又曾在香港贸发局工作。 “我们深爱着香港，在那里我第一次对自己的中国身份开始感兴趣，”伊冯娜解释道，此前她一直觉得自己和其他亲戚们不太一样。 1982年，伊冯娜和丈夫跟随旅游团访问了上海，对这座城市的一切充满了“浓厚的好奇心”。 2009年，伊冯娜再次访问上海 “我觉得自己本来可以在上海长大，”她说。但当年她没有努力去寻找生父，因为她当时觉得是他抛弃了自己和母亲，再去找他可能对不起自己的养父。伊冯娜还只有18个月的时候，母亲嫁给了另外一个男人，并跟他一起将她抚养成人。 “我们去香港的时候，我父亲很可能还活着，我可能跟他擦肩而过，这事想起来就令人难过，”伊冯娜说道。 也许他们曾在繁忙的地铁站里，或是香港北角（当地上海移民聚居地）街头擦肩而过。可能现在还有某个香港人记得曾经的邻居是名坚定的工会骨干、二战期间在英国商船队当过轮机技师，与一个利物浦姑娘相爱，生下了女儿伊冯娜。 这些年来，伊冯娜结识了许多1946年失去中国父亲的英国朋友。其中，布莱恩·弗劳尔记得他父亲曾于1950年回到过利物浦。乔西·劳记得他父亲曾给过他一张五英镑的钞票。 这些人的回忆唤醒了伊冯娜孩提时代便常做的一个梦：她梦见母亲和养父走在一起，养父牵着自己，母亲抱着妹妹玛丽。她看见一个穿着长款大衣、戴着绅士帽的男人站在路灯下。养父将她的手交给她母亲，然后接过玛丽，对母亲说“把这事了结了吧”。她母亲走向路灯下的男子，说：“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 伊冯娜（右）和妹妹玛丽 如今，伊冯娜也无法分辨那究竟是不是一个梦，她无从得知生父是否曾来利物浦寻亲，结果发现格蕾丝已经改嫁别的男人，并且生下了第二个孩子。 2006年，伊冯娜和丈夫说服了顽固的利物浦地方议会，自费在利物浦码头为中国海员竖起一块纪念碑。许多社会名流和饱受屈辱的中国海员后代参加了揭幕典礼。纪念碑的铭文是用中英双语写成的。 利物浦中国海员纪念碑 至此，再也无人能否认中国海员在二战期间为英国做出的贡献，以及他们所受到的不公待遇。而人们对真相全貌的探索仍在继续。 伊冯娜说：“对英国政府来说，我们过去就像柜子里的骷髅，动一动就会揭开当年的丑事。” （张成译自《南华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