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天空
当然这个分界点不是一个明确的界限，只是一段模糊的过渡时期。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曾经出现过一次出国热。那时的中国才刚打开国门没多久，中国人对世界的一切既感到无知又充满好奇，移民美国成为了许多人的终极人生梦想。
在这个背景下，诞生了很多相关的文艺作品，连远在香港的张学友都来凑热闹，唱了一首《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
更著名的是那部叫做《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剧，一播出就风靡全中国。
每集片头都有的那句话——“如果你爱一个人，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那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流传至今仍是用来形容纽约的经典模板。
我是在2006年第一次去纽约的，那时已经是这一波持续了十多年的出国热即将结束的时候。在我之后，2008年以后，我在纽约再遇到国内来的留学生，竟然有了一种奇异的陌生感。
1985年以后出生、在全新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人，仿佛突然转换了DNA，骨子里有着我和我之前几代人所没有的自信与张扬，无论是眼界和心气都已经完全不一样。
在2008年以后，虽然出国留学和移民的人数都持续增长，但出国这件事，已经褪去了它本来就不该有的神秘色彩，还原成一种普通的生活方式，只是无数种选择中的普通一种。去纽约和去北京上海没有太大的区别，一样稀松平常。
出国呆一段时间，不想呆了，随时可以潇洒地回去，就像逃离北上广一样。虽然这个过程不会轻松，但至少这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可能性。
而对2008年之前，尤其是2000年之前、1995年之前出国的人来说，出国往往是一条不归路，他们需要为此押注上自己全部的青春，所有的人生。也因此，这件事带上了一种出埃及记式的悲壮和未知的命运感。
电视剧里，姜文扮演的音乐家王启明，在纽约无论如何挣扎都无法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最后成为了一名商人，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模板。
这个模板的反面，是很多原本在国内小有成就的职业人士，到了美国之后只能靠在中餐馆刷盘子、或者在百老汇大街帮游客画5美元一幅的肖像画谋生——现在再移民的中国人，应该不会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了，如果真的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宁愿拍拍屁股回国。
而在这世俗意义的成功和失败的两极之间，是更多的人过着平淡的生活。原本押注了全部人生想要换回来的成功，最终没有出现。
下面这篇文章是我的朋友荣筱箐写的，她是在2000年去的美国。她说，当年整整一代中国人跑到纽约，大概都是中了王启明的毒；于是真的到了纽约之后，就在平淡里感到了落差。
文 / 荣筱箐
时间倒回2000年的8月，我拿到来美国留学签证的那天，我和当时的男友坐在他出租屋的沙发上，那间屋子光线昏暗，墨绿色平绒罩面的沙发在阴影里看上去像个深不见底的池塘，我们像沉入水底的鱼一样一言不发。
他沉默着把一张《北京人在纽约》的碟片放到录像机里，屏幕上打出那句著名的开场白：“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地狱。”
然后我们沉默地着看王启明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挣扎，最终从地下室走进了大豪宅，获得了世人眼中的成功。
那时候我们已经确知我们的关系到我出国的时候就算结束了，我很难猜测他心里希望纽约对我是地狱还是天堂，但我知道他在试图从剧情里揣测我在纽约跌宕起伏的生活，和这种生活在不久的将来会怎样把我变成一个腰缠万贯却跟亲爹妈吃饭都要分账的怪物。
现在看来，这样的想法实在小看了纽约。这个变幻莫测的都市能容得下各种活法，安放得了所有情感，给生活准备了无限多的路径，这种丰富远远不是天堂和地狱这两个概念就能包容，所以人们才说在这里一切皆有可能。
但这并不是说，人人都能成为王启明。有耕耘就有收获从来都不是必然而是幸运，这一点在那儿都一样，任谁只要肯奋斗就能如愿以偿的地方在这个世界上压根就没有。
而移民呢，往往又都是带着不切实际的万丈豪情来到连生存都成了挑战的异国他乡逐梦，如果历尽艰辛最后功成名就的喜悦和卧薪尝胆最后一事无成的失望都可以斗量的话，我毫不怀疑在纽约这样外国出生人口超过三分之一的城市里，前者不过是涓涓细流，后者才是汪洋大海。
可惜能够斗量的只有王启明式的成功，因为只有“得”可以被物化，可以成为豪宅、跑车、创业论坛上高深莫测的PPT、衣锦还乡时珠光宝气的衣裳，这也让它被不成比例的夸大，显得好像无处不在。
而“失”是无形的，它是你心上那个永远都补不起来的洞，何况大部分人都对此讳莫如深，紧紧捂着那个缺口，不让别人看，也不让自己看，假装它根本不存在。有时候你只能像中医一样，在望闻问切中揣测一下那里的痛。
比方我采访过的一个乒乓球教练，他曾在中国带过省级专业队，来纽约开了个小俱乐部收徒教课，糊口不成问题，但美国人打球不过是玩玩，教练也没了以前国家体制里养兵千日的优沃和赛场上调兵遣将的威风。
我去采访他时，现场有几个华人在俱乐部里打球，他毫无必要的把我介绍给他们，还看似漫不经心其实非常刻意对每个人说：“新华社记者来采访我。”
这令我有点吃惊， 但我什么也没说，人艰不拆，他知道我不是在新华社供职，我也明白他为什么要说我是。
还有在时代广场给游人画肖像的画家，说他本想来到纽约这个艺术之都大展宏图，花了大半年到博物馆里看名家真迹，兴奋过后一蹶不振，觉得自己永远不可能达到那样的高度，老老实实买小凳子和画架当起了只为稻粱谋的街头匠人。
他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别把他的全名登在报纸上，说不想让还在国内的老婆看到。
“你老婆不知道你在纽约靠画画谋生吗？”我问。“知道，但她不知道是在哪儿画。”他盯着自己的脚尖说。
还有一个曾供职于华尔街大公司的程序猿，业务过硬却不善言辞，错过好几次升迁机会，逼着自己学会看棒球和下班后在酒吧喝酒，就为了能跟上司增加接触的机会和共同话题，以便下次有升职机会时不会再被忘记。
2008年金融危机中公司濒临倒闭，程序猿没等到升迁，等来了裁员。
他跟我说，拿到粉色裁员通知单，手里抱着装了自己家当的纸盒子被公司保安“护送”出门时，他其实心里并不难过还有点高兴，因为华尔街披星戴月的工作节奏，他已经快不记得孩子在不熟睡的时候是什么样了。
我在纽约遇到的中国人里，只有一个用了“失败者”这个词指代他自己。
有一次我们随便聊着些鸡毛蒜皮却还算愉快的事，他突然毫无预兆地说了句：“像我这样的失败者……”
他说得若无其事，我却错愕了很久。他在一家小公司做业务代理，不算大富大贵却也不愁吃喝，有房有车，夫妻和睦孩子健康，他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所有这些好像都跟他对自己的评价很不搭。
后来我明白了，其实一个人对自己成功或失败的判断往往跟他拥有了什么并不直接相关，而是取决于他离自己当初那个梦想有多远。
在《北京人在纽约》里初识纽约的整整一代中国人大概都中了王启明的毒，很多人来到美国时身上仅有的东西就是简薄的行囊和华丽的梦想。
一旦生活在地狱和天堂之间为他们另辟蹊径，飨以平平淡淡的喜乐安康，他们反而会觉得这不是在纽约应该有的活法，从此在对自己的苛责中一生迷失。
说到这儿必须得讲讲敏姐的故事，她是来自东北的老三届知青，在中国嫁了部队里年长的高官，配警卫员的那种。
90年代末，她在亲戚的帮助下来到美国，原本想靠祖传镶牙的本事混口饭吃，来了才知道在纽约能拿到执照开业的牙医个个都读过牙科博士。
没办法，敏姐开始在皇后区的跳蚤市场做起了批发生意，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不说，还怕被熟人认出来传到中国去没面子，出摊时总用围巾把头脸包的严严实实，觉得生活没盼头了就到公园里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有一阵子还想过要跳楼一了百了。
就这么摸爬滚打着也熬过了几年，老公跟她协议离婚，但敏姐终于把儿子接来了。
十几岁的男孩子正在叛逆期，不能适应新环境，旷课逃学，敏姐太忙连家长会也没时间去。
儿童局官员上门家访，想要确定家长是否忽视了孩子的利益、政府是否需要把孩子从家里带走交给寄养家庭。多亏好心的华人翻译，在问话开始前用中文悄悄对儿子说：“你妈妈在美国带着你不容易，等会回答问题时不要乱说。”
敏姐至今感谢那个叫戴安娜的翻译，相信是翻译嘱咐的那句话才让她留住了儿子，她也是从那时起明白了即使是在美国，做生意挣钱也远没有把儿子养大成人重要。
这已经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敏姐的儿子高中毕业就辍学了，跟朋友开了个小酒吧，生意挺红火，还找到了心仪的女孩。敏姐现在也就退了休，帮儿子打理生意。
她说现在很多人见到她整天笑呵呵心满意足的样子都不相信她曾经有过那么艰难的挣扎，她说她心满意足只不过因为她想通了，中国有中国的好，美国有美国的好，她现在跟谁也不比了，只安心过自己的日子。
如果非要用成功和失败来分类的话，我觉得像敏姐这样出走半生，最后跟自己和世界达成了和解，至少应该算是成功的一种。
时间切换回2017年的8月，我回国度假，一个久未谋面的老朋友问：你得到当初去美国时想要的东西了吗？
我想都没想就回答说是。
十七年来纽约并没有让我腰缠万贯或变成怪物，我在世界中心做着日薄西山的行业，挣着微不足道的工资，过着波澜不惊的日子。
但我当初来美国的唯一目的就是看看不一样的世界，这个理想在2000年那个夏天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
李宗盛说，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这是真的。走得越远越可能见到稀罕的景致，这也是真的。跟纽约所能提供的绚丽景致比起来，所谓成功或者失败其实都是次要的。
